这一年我4岁，已经记事了。就在伯父讹走40吊钱后不久，一个晚上，母亲闹肚子痛，额头上的汗珠直往下流。我吓坏了。母亲说：“书存儿，别怕，快去纸坊叫你爹！”那时父亲晚上也在纸坊干活，不回家。纸坊在村西头，离家有一里多路。我赶快跑到纸坊，父亲二话没说，抱着我就往回赶。回到家里，他忙碌了一阵子，传出了婴儿响亮的哭声，是弟弟出世了。家里添丁进口，本是大喜事，我父母却相对无言，默默垂泪。家里欠了一屁股的债，拿什么来养活这个孩子呢？父母亲在无限悲苦中，狠着心把他溺死了。
我父亲虽一向宽以待人，能忍则忍，但办事绝不含糊，从不受人左右。只要他拿定了主意，就不会轻易改变。他决定送我上学的事就是一个例子。我初小毕业以后，他本不打算再让我上学，犹豫了好久，但下决心让我上了，就再也没有动摇过。高小毕业后我要继续升学，他二话没说，同意了。村里有些人觉得这与我们的家世身份不相称，说起风凉话来了。对付这些闲话，他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不予理睬”。
我在太原上学期间，常向《山西日报》、《并州日报》投些稿子，没有多少正治内容，只是讲些学生的在校活动，例如“国语辩论会”某一次辩论情况，等等。《山西日报》不给稿费，只给一份报纸，平时寄到学校里，放假期间就寄到蒋村。蒋村从来没有订报的，突然看到经常有《山西日报》寄来，一个月不断，议论就多了。有的说，一定是书存入了混（共）产當，不看报不行。我表兄（三姑父的二儿子）一听就急了，特地找到我父亲说：“舅舅，咱的日子也算是过得不错了，二小子怎么还想加入混（共）产當？现在还有口饭吃，混（共）了产以后吃什么？”我父亲苦笑着对他说：“穷人不找混（共）产當找谁？你别多管闲事！”
那时我父亲并不知道共.产當是怎么回事，但他相信自己的儿子，知道儿子读了书，懂了道理，不会走错路。
抗战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雁北以后，我把父母亲从家乡接出来，送到了陕西汉中。作为山西“出了名”的抗日干部家属，他们再在家乡呆下去，危险太大了。可以想见，眼看着用一辈子的血汗创下的家业弃于一旦，父亲心里是多么痛苦。他不久就一病不起，1938年病逝于汉中，终年64岁。
回顾我父亲的一生，可以说，他当得起“忍辱负重、顽强抗争”这八个字。他这种黄土地上农民的淳朴性格和实干精神，自然对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