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看，“三不”正策的片面执行，俨然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作为亲历的老记者，陈祖甲认为，各级媒体扎实执行了“不批判”，但“不宣传”的要求却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执行到位。老带领胡绩伟在1983年离任，新带领与其观点不同。至于部门层面，亲历张宝胜的表演，令陈当时的顶头上司改变了看法，严格执行起“不批判”的正策。从1982年起，反对特异功能、伪气功的文章鲜见于主流媒体，为社会意识形态“守门”的媒体不仅失位，还随即成为伪科学的鼓吹者，特异功能与气功的合流也为此提供了方便。1984年，《重庆工人报》发表长篇报道《神医·神话·现实》，正式推出“气功大师”严新。严新是“人与体科学”领域以“气功”出山的第一人，对“气功大师”的宣传开始抬头。此后六年间，仅是关于严新“神迹”的著作就有十几种之多。《光明日报》多次报道清华大学针对严新的研究，称其证明了“人与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分子结构”。1987年是这段荒诞岁月里重要的一年。一位中-央-带领在接见相关代表时表示，“气功不是迷信，而是科学，这不是什么既不要反对也不要宣传的问题，而是要大力宣传，以便促进这项科学研究的深入，为四个现代化服务。”这彻底颠覆了“三不”正策，伪科学宣传自此上了台面。那一年，中国人与体科学学会首次召开会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瞭望》杂志的记者一一出席；也在那一年，张香玉、张宏堡、田瑞生等气功大师纷纷“出山”，掀起了一股“气功热”；还是在那一年，江西省司法厅、公安厅和南昌市气功学会联合派人到监狱测试王林，王林随后出狱。次年，“气功”节目登上了春晚。气功师张加陵表现了气球站人、意念推板和纸吊灯管等节目。后来有专业人士指出节目是剪接而成，主持人姜昆后来也承认，踩爆了好几只气球。

相较之下，受“不批判”正策限制，“山羊”们的身影越发黯淡——在主流媒体上失声，在出版界也步履艰难——领军人物于光远此时已调任社科院，其身份已不适宜再反对“人与体科学”研究；当伪气功引发了民众的狂热后，反对者甚至要担心自己的安全。曾有两位《健康报》的新闻工作者与杜继文并肩作战，写作多份报告揭露严新骗局，无人理睬，最终放弃；由于受到威胁，一位著书反伪的医生晚上出门甚至要带菜刀。眼见“绵羊”一方在各种经济资助下出版了海量书籍，杜继文也想出书回击，向社科院报告却未得到回复，最后只能找了相熟的出版社，以个人名义、用笔名出版。“于光远问我怕不怕，他夫人听见了，在一旁埋怨，‘你看，我不让你干这些事儿，你偏要干’”，杜继文觉得，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四川、北京都有气功反对者遭袭的个案。

    在杜继文的记忆中，虽然没有直接阻力不让出书批判，但整个社会仿佛有一张“无形的网”，使批判类书籍很难面世，“最大的问题，就是清醒的文化人都不能讲话了”。1988年，随着国际组.织“对于声称异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来华访问，并通过测试令所有“超人”折戟，《科技日报》、《北京晚报》发表了一系列怀疑论者的文章，但这种声浪终究被年底出版的钱学森等著的《论人与体科学》盖过了。那一年，在507所所长陈信主持的向中央多个部门带领作的汇报表演上，张宝胜一败涂地，但目击者、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写作的《“奇人”张宝胜败走麦城实录》却直到1995年才刊登出来。这几乎是双方力量对比的一个缩影，“山羊”的喉咙被掐住了，7年后的曙光当时还无迹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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