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堂伯母在外面租房 我在被窝里弄大伯母
伯母家与我家,虽然属于堂亲，不过，在村上却是各自唯一的至亲，相互的依赖与唯系。
不管是我家，还是伯母家凡有喜事，双方都会提前商议：筛选来宾名单，准备女方彩礼，备足柴伙，清洗房屋，筹借碗筷桌櫈。到了迎娶的那天，全员赴宴。大人负责接待，小孩做些小杂活，个个忙得不亦乐乎。
在大堂哥结婚的那天，我第一次充当搬夫，到下庄女方家抢着陪嫁的马桶，最先抬回家，通风报喜。三天宴席办完后的第一餐，由我家把来宾接到自家宴请，这叫做接顿。因为我们至亲的只有两家人，也就成了唯一接顿的人。接完顿后，来宾又回到伯母家，吃最后一餐，这叫做回顿，婚宴也就圆满结束了。我家的每一件喜事，伯母也是较伯父先到，而忙前忙后，倾情投入。
我与伯母接触最多的是，在同一房子的时光。
那年，伯母家因在盖新房，而暂借了我们房子属于别人家的那一半居住，因而，来往甚密。每当父母斗嘴或吵架时，伯母总是尽力劝和，而且，在矛盾的风口浪尖，伯母总会化险为夷。
有一次，我家柴堆里用完了木柴，虽然，责任都不在父母双方，而在于我们兄弟的忽略。可能是母亲偏袒儿子，不让父亲责骂，而惹怒了父亲。俩人越吵越凶，伯母得知后，立即从自家柴堆里抱了几捆木柴，放到我家的灶炉上，从而，避免了事态的激化。
上海的那起婴儿丢失案终于水落石出，悲剧发生，孩子被大伯母弄死后藏匿在家中废弃不用的洗衣机里边。数月前，山西的那起大伯母参与的男童挖眼事件，尚未被人们遗忘，今天的上海大伯母杀孩子事件又再次血粼粼的发生。“大伯母”这三个字一下子成为恐怖词。网间大量声音呼喊，要严惩上海的那个弄死孩子的大伯母。
与山西挖眼案的“大伯母”缺少作案动机不同，这次的上海事件，记者们已经找到了两家明显的矛盾点所在。一点是，大伯母结婚的时候收到了4万彩礼，而老二家却是10万；另一点，是老大家是闺女，老二家是儿子，老人们在看孩子的时候有偏袒，明显重男轻女。
坊间一直有一句话，亲兄弟不如拜把子兄弟。这句话也不难理解。亲兄弟之间乃至于亲兄弟的家庭之间，可对比的东西太多，对比性强，容易形成巨大反差，从而造成矛盾。攀比心态，是很多人都有的，越亲近，越容易彼此攀比。这种比对，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嫉妒、羡慕、恨。“恨”是产生暴力的直接原因。
我们看上海的这起大伯母杀婴惨案，在憎恶与猛烈抨击大伯母的同时，是否也应该思考造成悲剧的其它因素。当然，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点，大伯母杀婴，无论有任何理由，都是违法犯罪的。在这个基础上，去追问造成悲剧的其它原因，可能更有助于我们以后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悲剧。
首先，便是彩礼问题。
女方向男方要彩礼这事儿，本身就是传统陋习。在古代，女性是没有独立人格的，被三从四德的严格限制，嫁与男方之后，连姓氏都要跟着改的。在这个大前提下，彩礼的钱，实际上作为一种变相的人口买卖的钱存在。男方出钱，给彩礼，在道德意义上购买了女方。
新时代，女性得到了解放，地位也获得应有的提高。但很多侮辱女性的传统行为一直大行其道。比如，这个彩礼恶习。女方父母在与男方父母共同操办子女婚事的时候，不是一同资助刚刚成立家庭事业起步的孩子们，而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伸手朝男方要彩礼，一下子将女儿送回到了古代那种没有独立人格的位置上来，却又浑然不知。稍微明智一点的父母都知道，要彩礼，是对女儿独立人格的侮辱，是将女儿变相转化为商品进行交换。
然而，大量的女孩父母，从小灌输给女孩子的，都是要以后如何给父母多要彩礼，多争脸面。多可耻的行为啊！大量的女孩子就是在这种可鄙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因为环境使然，她们自身也无法实现精神层面上的超越，无法看到彩礼对自身的侮辱。更甚者，我们整个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在纵容这种劣习的蔓延。外加上，男孩逐渐增多，女孩慢慢减少的趋势，卖方市场，自然敢漫天要价了。
重新看上海的这起大伯母杀婴悲剧，彩礼问题便是一项重大矛盾点。如果一种畸形的社会形态一直得不到纠正的话，那自然要滋生大量的社会暴力。时代给了女性独立的地位，但却没有摒弃彩礼的陋习，直接造成一种社会畸形形态的出现。在这种畸形形态下，很多人都直接或者间接的成为受害者。如果说，无论是4万还是10万的彩礼钱，男方及其父母是受害者的话，那要得10万彩礼的女方父母并不一定比只要得4万的女方父母顺堂，因为他们给未来的小外甥埋下了被仇杀的一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