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来自农村，小学文化。母亲生我那年正逢文化大革.命。我爷爷在解放前当过保长，他在当时的成分是地主。虽然我爸和爷爷划清界线，我爸爸的成分是贫农。但在人面前总好象是低人一等。爷爷的财运又不佳，做什么生意都亏本。太公经营下来的家业，到了我爷爷手里基本上是用零来形容。在文革中连我奶奶从娘家中嫁来的仅有的首饰也被抄家者洗劫一空。唯一保留下来的只有一张古老床一一天台人讲七帐面床(音)。当时母亲嫁过来时就睡这张床。其实这张七帐面床开始是凉床，我太婆嫁过来时改暖床，到我奶奶嫁过来时又改为七帐面床。这便是我家的唯一的传家宝。

那时候都是公社、大队、生产队，奶奶过世时我还不会走路，母亲就用一条长长扁扁的腰带把我背上，到队里干活挣工分。由于成分不好，在队里总是处处受到冷遇。老老实实地干活，人家还要说你“地富反坏"不老实。还要冷言冷语的数落。他们在田里不干活的、指手划脚的反而拿到很高的工分。还把我们成分不好的国家分配的统销统购粮粮票也瓜分了。

在我五岁那年，我爸得的肝炎。那时生活条件差，医疗技术和设备都没有现在完善。主要靠偏方药治疗。我爸生病后，母亲就四处打听秘方，寻找并採挖中草药。到最后连下锅的米都没有了。母亲就向当时在桥头胶木厂上班的堂阿姨借了3元钱买米。她把买来的米放在家里，自已带上麦碎，到北山大同那里去耘田。这还是偷偷地去，要是让生产队里的人知道了是要严肃处理的。母亲在大同那里耘田，天刚蒙蒙亮就起床干活了，到天黑才从田里走出。有时有月亮的时候夜里也干。这样也只是几天的时间。母亲就用耘田挣来的钱和我们一起度过了难关。在母亲的精心护理下，我爸的肝病一年后终于康复。

我九岁那年的下半年，刚上小学一年级不久的我，全身上下生了疮，天台人讲生天泡菊(音)。开始是身上几处，到后来全身都是。头上、手上、脚上，浑身都是。那时，医院也没有别的药物，唯一的药物就是青霉素。青霉素用了好多好多，但仍不见效。到后来连路也走不了了。母亲就一次次背着我，往返于医院和回家的路。病情直到第三年春才慢慢地恢复过来。母亲对我们很严格。夏天不可以去溪边游泳玩耍，夜里不允许私自出去看电影。当时我们农村都是放露天电影。我姐的英年早逝对母亲的打击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