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语专业奇难无比。我们每天背新词、句型到深夜，第二天在课堂上依然难免犯错。
我和我的同学当惯了所谓的“佼佼者”，面对这样的状况都傻了眼：自己的优势在哪里？自己的成就感在哪里？
同学们迅速分成了几类：有不分昼夜苦读阿语的，有抢时间、挤精力学英语的，有心眼儿活搞点儿副业的，也有逃避现实耗费青春沉迷于恋爱、玩乐的。每种选择都体现了一种人生态度，事实上这些大一时的选择最后都导致了不同的就业去向。后来我也发现，除了逃避现实的那部分人毕业时慌了手脚外，不论大学期间学了什么、忙过什么，只要没有虚度光阴，最后都会有路可走。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我要是当年就明白这些就好了。
因为从小在美术、表演、演讲方面受到锻炼，入学后不久我就自觉不自觉地展示出在宣传及文艺方面的兴趣和能力。校学生会也很快注意到阿语系92级有那么一个上蹿下跳的何炅，便向我发出了热情的邀请。
加入学生会让我的大学生活完全变了一个样子。我发现大学的学生会原来可以自主地做那么多事情，而自己也可以从为同学服务中获取无限的快乐。
然而，表面的风光需要背后付出双倍的努力。阿语的学习没有窍门可言，每一点进步都要付出相应数量的刻苦努力。我的同学们都一丝不苟地学到11点宿舍熄灯才洗漱休息，而我往往这个时候才结束学生会的工作离开办公室。蹑手蹑脚地回到宿舍，我会悄悄地点上一根蜡烛，在微弱的烛光下开两三个小时的夜车，尽量把做学生会工作占用的时间补回来，保证自己的学业不要落下。
同学们都惊讶于我的精力和耐力，有时室友睡了一觉醒来还看到我在摇曳的烛光前，常常动用武力把我这个拼命三郎赶到床上去。
在我的入檔发展会上，大家这样说：虽然何炅的阿语成绩不算很好，但他的确一直很努力，而且他有为同学服务的热心和能力，较之只会读书的学生更可取。我听得只想流眼泪，更从这席话中听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深深的期待。
1994年的6月，我通过北京市的一次高校小品比赛获得了参加中央电视台当年大学生毕业晚会现场直播的机会。我在那次晚会上表演的小品《渗透》获得好评，我也经由那次晚会见识到另一个五彩缤纷的广阔世界。
面对机会，我没有留恋象牙塔里的风平浪静，未涉世事的我相信外面的世界更精彩。我开始走出校园。从校园走向社会，我比我的同龄人快了一步。
我考虑了很久，能力的培养固然重要，可学生的天职毕竟还是学习。更何况我已经培养了那么多年能力，也该好好学点东西了。于是我做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退出校学生会，推掉一切外界活动，辞掉电台主持的工作，收心回教室，专心学习。
在北外求学的最后两年，我从喧嚣归于平静，安安静静地走着宿舍——教室——图书馆的三点一线，同学们有些惊讶我真能那么彻底地把心收回来，而我也重新感受到了做一个纯粹学子的乐趣。1997年毕业时，我的阿语成绩有了显著的提高，并在系里老师的帮助下顺利地留校担任教师，为我的大学生活画上了一个出人意料、但完美动人的句号。
1
我第一次听周云蓬唱歌是三年前在一个酒吧里，没座位，大家都坐硬纸板上。
坐我前面的两个姑娘在聊男朋友的事儿，拿着手机看照片。这个环境里，我有一搭没一搭听着。
他唱到《中国孩子》：“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这歌太狠了，像刀子一样扎人，我有点坐不住，听完站起身走了。
2
他9岁彻底失明，有人问：这是否从精神上摧毁了你？他回答：不会的，那时我还没有精神。灾难来得太早，它扑了个空。
小孩子感到的是难受，像心上擦着砂纸。“小时候总是姐姐带我去厕所，每次刚蹲下，姐姐就会在外面叫‘完了吗’，我说‘没完’。过几分钟，姐姐又叫‘完了吗’，我说‘没完’！心里特内疚惭愧，仿佛自己是个贼。那时想，什么时候自己想去厕所就去厕所，而且一个人去，想什么时候完就可以什么时候完，该多好！”
他心里一直较这个劲，“要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想去正常的学校上学，但不行，就报个高考补习班，离他家20站地，都是走路。父母没空接，有次他爸爸骑个大的平板三轮车来接，那种运煤的平板车，停在外面，他就特别不好意思……觉得这种车，还不如自己走回去呢。就走回去。
十七八岁的时候，正是虚荣心最强的时候，下课时走廊里全是学生，他怕撞了人，还想到人群里有同龄的小姑娘，有一种自卑，他说那种心情特别扭。那时，他居然能这么把地理学好：“那时关于气候带，测算太阳高度角，都要看地图，理解起来特别麻烦，我要动用所有智慧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