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兄妹穿的衣服，都是代代相传，甚至不分男女的。”刘弥群的弟弟刘蒙读中学时，还穿着姐姐穿过的女式旧军装，以至于很多同学笑话他，叫他“黄皮”。回到家，刘蒙吵着以后再也不想穿女军装了，还遭到母亲的严厉批评。
1970年后，刘伯承的儿女们先后结婚，但都和本单位的职工住在一起。长子刘太行结婚后，一直住在单位分配的9平米的房子里，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直到刘太行的孩子出生，单位才给他们调换了一个18平米的套间。
“父亲最厌恶的就是个人主义，希望《环球人物》杂志不要过多宣扬刘伯承和他的家人，而要通过刘伯承的故事，给青年读者以启示，多点集体观念，少点个人主义。” 采访过程中，刘弥群不时向记者强调。
父亲学习的诀窍就是刻苦
刘伯承在写给孩子的书信中，大量引经据典，一些难懂的文言文后面，他还用蝇头小楷标着注释。“爸爸从小就让我们学习《古文观止》、《孙子兵法》等古汉语文学，要求我们背诵。他的毛笔字很好，练习写毛笔字也是我们几兄妹的必修课。”
刘伯承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然后叫醒子女一起背书、习字。“‘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父亲常常用这句话告诉我们学习之道--做学问要给自己树立高标准，严要求。”
刘伯承学习俄语的经历，成了孩子们最生动的教材。1912年春，刘伯承以优异的成绩被重庆陆军将弁学堂录取。1927年11月，南昌起义失败后，35岁的他受中*共中央（委）派，从上海来到苏联，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深造。刘伯承一下船，就被告知自己的俄文名叫“阿法纳西耶夫”，进校报到时，他仍在心里默念着这个名字，却突然发现，周围的人都看着他哄笑起来，原来上面已经点到“阿法纳西耶夫”了，他愣是没听出来。刘伯承从此坚定了要学习好俄语的信念。
“父亲的川音很重，发音跑调是常事。加上他的右眼装着假眼，要学习必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刘弥群说，为了练习“P'的准确发音，刘伯承从早到晚一有空就一个人站在墙角，一个劲儿地念“P-、P-”。为了记单词，晚上熄灯了，他还跑到走廊里去背。那段时间，他几乎每天学习到凌晨两三点。为了不影响别人，他蒙着毯子，在“小帐篷”里点着灯。半年后，刘伯承顺利进入苏联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实现了能听、说、阅读俄文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