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了解图片的力量，或是《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虽然在这本内页精美的黄色边框杂志上，一张图片就胜过千言万语，却难以捕捉这镜头背后的人。我们有幸采访到 Stephen Alvarez，他从 1995 年起为《国家地理》工作（或者说，在这份工作中幸存至今）。当然了，他的工作经历能轻而易举地在任何一个“职业日”（Career Day，学校举办的供学生了解各行各业工作的活动日）的演讲中胜出。通过微软公司引介，我们在近期的阿拉斯加之旅中遇到这位探险摄影师。（他还受国家地理频道（委）派，用 Lumia 摄影手机拍摄世界七大自然奇观，现在只剩大堡礁和北极光还没拍。）
《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 Stephen Alvarez
无论是在家乡田纳西希瓦尼（Sewanee）用手机抓拍，还是一路跋涉到无人之境（比如，巴布亚新几内亚像大教堂一样大的岩洞），Alvarez 用视觉叙事的方法启发着一种广泛的联系——无论是地球、人类、历史，还是未来，与我们当下的联系。
在田纳西，你是怎么开始摄影的？
我进入摄影这行，是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不太会说话。大学的时候，教我课的一位教授往我手里放了一架相机，从此我就从一个基本不会说话的人变得能讲述任何事情。虽然我大学的专业是比较宗教学，但我一直都知道，我要成为一名摄影师。
我喜欢用画面讲故事，然后把画面组合在一起。然后我成了一名杂志摄影师，有一段时间我住在纽约南边，接一些为纽约的杂志拍人物肖像的活。但我想多拍点东西，就会去《国家地理》看看，如果他们喜欢你，就会说：“这个片子不错，六个月以后再来。”意思是，六个月里拍一套别的照片再回来。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终于有一天，他们有个故事，觉得我可以完成。那次任务需要攀登秘鲁一座很高的山，拍些文物古迹。这非常危险，所以他们不想雇熟人去，因为假如摄影师牺牲了，他们不想那么难过。（笑）
在秘鲁都经历了什么？
那一年，我去了秘鲁很多次，是很棒的经历。我们爬上一座叫安帕托（Ampato）的山，我从海平面爬到海拔 19 万英尺的地方停留了 4 天——然后我左眼就瞎了。问题是，我当时很年轻——那是 20 年前，我 30 岁的时候——当时我只想为《国家地理》工作。我记得自己在海拔 19 万英尺处的帐篷里躺着，盯着顶棚想，我是不是真瞎了（当时确实是）。但我继续想，如果我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他们都会让我下山，然后我就再也没法为《国家地理》工作了。
于是我用右眼拍摄，左眼视野变得很暗；这是个信号——“没事！”最终我的眼睛就好了，是眼部血管爆裂的原因，没有耽误太久。我们连续在高处工作了几周，终于回到了阿雷基帕（Arequipa），我告诉了 David Breashears 这件事。David 是个做高海拔内容的制片人，珠穆朗玛峰他大概爬过 15 回，是个异常强壮的家伙，有很多高空作业经验——然后他说，“嗯，你其实应该告诉别人，因为这种情况可能会死人的。”（笑）
你第二次的拍摄任务更安全些了吗？
呃，其实没有。（笑）第二次工作中，我差点淹死在河里。我经历了各种探索与冒险，那次我在东南亚的婆罗洲（Borneo）的一个洞穴，又干了些很蠢的事。我们爬上洞穴查看周围情况，天色就开始黑了。我们想，这儿有条河，流经我们的营地……所以啊，我们就要跳进河里，让河流载我们回营地——是个好主意吧？然后，就下雨了！我们差点死掉那一刻前，我都觉得这是我干过最酷的事。因为你在婆罗洲的河里游着泳，只有眼睛在水面之上，大雨倾泻而下，周围感觉很温暖。
但水位升高了，流速加快。这时候天漆黑一片，你带着个头灯，还想看清楚周围——然后我被迫潜到水下好长时间，我就想，真难相信，我居然会这么死。我后来又浮上来，结果看到我的助理 Neeld 在做同样的事情，浸在水下：“厉害！我还把 Neeld 给害死了。”于是我们决定，绝不能顺着河流返回，我们上岸，在接下来的 8 小时就迷失在暴风雨的丛林里。最后，我们找回营地，我一头钻进了睡袋。早上一觉醒来，我看到床单泡在血泊里——浸满了血，全都是血。怎么回事，原来我们腿上有许多水蛭，但那会儿我们太累了没把水蛭摘下来。可怕，太可怕了。
这让你非常期待下一次，是不是？过去 20 年来你随身的拍摄装备有什么变化吗？
简直天差地别。数字革新带来的影响巨大。我工作最初是拍胶片的。回头想想，我都不知道从前是怎么拍的，因为我那时的“快速胶片”才是 ISO100 的；一卷胶片只能拍 36 张。现在，我如果只剩下 100 张的空间了，我也只管继续拍，然后换储存卡。所以真不知道以前是怎么拍好的。但胶片也有好处，因为你其实不知道自己到底拍没拍下来。所以你总得想办法摆脱这种焦虑，这就会让你用不同的方式工作。
拍完回家的时候，你对拍摄效果应该有个预估吧？
对，你得把胶片送走冲洗，再拿回来。你拍的时候看到的和最终看到的照片有很大差异。现在就没这个问题了，因为数字摄影有即时反馈——也会让你开始纠结那些不该纠结的照片，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你一直关注摄影器材市场上的新型号吗？
摄影是个技术性很强的行业，你会想尽可能地了解前沿的资讯。所以我喜欢手机，因为手机摄像头的技术发展得突飞猛进。现在关于成像的重大创新都是在手机领域。我现在用手机拍很多照片，一用回相机还觉得挺有意思的，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两种都很了不起。
提出专题摄影的设想，然后把它付诸实现，这个过程是怎样的？
拿《艺术的起源》这个专题来说，我去过法国南部的一座洞穴，看到了 1 万 4000 年前的壁画，意识到，我们成为有认知的人类的历史比我以为的要长得多。这就引发了我的疑问：我们从什么时候起成为了人类？第一个现代思想的证据是什么？沿着这个思路，我就有了“艺术的起源”这个题目。当我有这样的想法，我会看自己能否保持对它的兴趣。我开始调研，如果我对研究的结果还兴致盎然，大概就会拍一组专题。我们在 1 月刊上刊登了这个专题，通常在《国家地理》的故事后面。我喜欢把我的主题放在后面完成，彻底研究清楚这个题目。关于“艺术”的主题，直到我老了，直到死我都会一直研究下去。
这个专题最终是怎么报道的？
第一个符号性行为的证据（绘画、书写）来自非洲南岸，于是我们与那里的一些考古学勘察站合作，13 万年前就有人在那里开始画画的地方。还有其他地方，7 万 7000 年前人们开始刻字。这个时期的地球上有 1 万人口。周围看不到人！只有 20、30 个人组成的小团体，隔几百公里才住着一群人。他们开始书写，发明符号，利用这些内容进行交易，与其他群体开展合作。人类是唯一做这些事的物种。其他物种里有的和人类有同等的脑容量，也足够聪明可以做到这些，不过他们没有做。于是随着时间流逝，它们没有积累任何信息。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赖于知识的留存。我认为我们做得还不错，在《国家地理》报道了一些让人们团结彼此而非分化的故事。有关冲突的故事是一类内容，也需要有人来做，但还有很多能把人们联结起来的故事。
当拍摄一个系列作品，你如何决定挑哪些照片收入专题报道里？
在《国家地理》，拍下来的所有照片你都要发过去。《艺术的起源》这个题目，我一共拍了 2 万 5000 张照片，全都发给杂志社，自己留个备份。那边有个编辑选照片，我在自己家选。我浏览 2 万 5000 张照片，做自己的初选。这个主题的拍摄历时 2 年，所以会边拍也边选出一些。你和编辑把两种照片放到一起，于是从 2 万 5000 张就筛选到了 2000 张。你拿到的都是很棒的照片。接下来才痛苦。你开始做艰难抉择，选出来哪些照片能推动故事发展，哪些是你要用来说明问题的。我拍的 2 万 5000 张，最后只发表了 12 张。有许多好照片都要被筛掉，这非常痛苦。有些我特别喜欢的照片，放在报道里就是不合适。
没人太多谈过摄影这方面的问题。
舍弃不发表的作品，这也是摄影的一部分，其中很重要的部分。
后期处理过程是怎样的？
数字化的后期处理。我用 RAW 格式拍摄，《国家地理》编辑部做格式转换，然后我把关；我们用 Photoshop 处理。中间不会篡改；我们不改变图片中的元素，只是把照片调整到我看到的实物的样子。
我与一位艺术家谈过，人们在还没去过大峡谷的时候，就在网上看过上百张精美绝伦的、显然经过了光线处理的照片。然后他们亲临现场时就会很失望。你怎么取舍这种情况，是呈现出你看到的原本模样，还是把它做得像独立的艺术品一样美得炫目？
摄影在很大程度上关乎感受——这个地方的感觉如何。对我一个《国家地理》的摄影师来说，我需要置身其中，在它看起来与感觉一致的时候拍，而不是在很差的光线下拍张照片，然后为了好看做后期。我会花很长时间等待合适的光线，这基本上是由审美决定的。
不过，的确这种随处可见的照片改变了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就在几年前，大多数人还不拍照片。真的是这样。可是去年一年里，我们就拍了 10 亿张。
你对 Instagram 怎么看？
我喜欢 Instagram，因为它普罗大众，让上亿用户沟通，这种主要通过视觉内容进行沟通的方式，我非常喜欢。因为这就是摄影师的作用和意义，也是我们不断进化的根本：视觉沟通者。Instagram 挖掘了其他社交媒体没有踏足的领域，它是个视觉化平台。不过，在上亿张的照片中，你也很难隔离掉所有的噪音。我有的同行对此感到很沮丧。从前没人能阅读，现在我们都识字了——但不是说讲故事因此就不重要了。更多人有了相机，更多人拍照，这也不会削弱照片的重要性。
如果有个好相机那就更好了。
的确如此。（笑）这个时代对摄影师来说激动人心，因为有那么多人参与摄影。现在，更重要的是，你要有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让你的照片言之有物，而不是“这个很漂亮”。你要说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