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太太坐着兰沙尼轮在大海上颠簸了两天两夜，于1949年11月27日到达基隆港。随后，其来到目的地台北，入住女婿家——台湾省警务机关家属宿舍，开始了充满危险的工作。
对于这样的巧妙安排，当年“负责抓人的谷正文少将”于20世纪90年代向社会公开的“绝密资料”《国防部历年侦破匪叛乱案汇编》中指出，“共匪运用女匪干朱谌之与我台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王昌诚(王经查明无罪，恢复公职)之至亲关系办理入境证，及寄居王家，以掩护身份进行工作。此种大胆深入之方式，颇切合秘密工作之要求。共匪运用檔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之注意，达成完成任务。”
一天一早，女儿和女婿都上班去了。陈太太跟家中带孩子的保姆招呼一声出了门。她坐公交车去了基隆，走进一家叫“三荣行”的南北货店，按照约定的暗号与台湾地下檔的最高带领人——中*共台湾省工（委）带领蔡孝乾(台湾彰化人，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联系。
蔡孝乾将远来的客人引进店堂的内室，两人交谈起来。陈太太告诉他，此次她所担负的密取重要情报的任务希望能得到“老郑”(即蔡孝乾的化名)的帮助，并和其约定，今后每周三同一时间接头，地点改在台北市内一家叫“建昌行”的联络点内，那里离陈太太的住地不算远，走过几条街就能到;蔡孝乾要了陈太太女儿家的电话号码，他随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刚刚发行的新台币，将电话号码记在那张拾元面值的钞票上。
以“陈太太”身份将准备好的密件取回
值得一提的是，陈太太到达台湾后，接头的另一重要人物是“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据顾倬云介绍，陈太太带着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港负责人万景光给吴石的亲笔信，以“陈太太”的身份，走进台北杭州南路一座普通的宅院。
她几乎有点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因为这里还挂着“××电力公司招待所”的牌子。原来，吴石初到台北时，不仅“国防部”机关还没随着国民檔正*府从重庆迁来，连军人宿舍也还没有准备好，这里是借给他一家人暂时栖身之所，当时他及夫人、孩子已经搬进大安区的新居，这处老房子尚未退还，便成了一个不容易引起外人注意的秘密联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