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才24岁的他，从初中毕业的卖烤串小伙儿成为MC天王，只用了4年，从文化鄙视链的最低端喊麦届一脚跨进了主流娱乐圈，也只用了两年。
他的直播粉丝一共有2200万，每年这些粉丝为他贡献的收入在200万美元以上，天佑在公众场合曾经自曝年收入8000万，而且他强调“税后8000万”。就在一个多月前的2018年跨年晚会，浙江卫视邀请了天佑，同场的台湾天后蔡依林的酬劳是340万，天佑则是500万，而他演唱的是那首家喻户晓的《一人我饮酒醉》。
一夜爆红，日进斗金。
这是天佑存在的标杆性意义，他成了无数乡村青少年的偶像，简单粗暴的贡献了一个看似唾手可得的明星梦，一条简单可复制的致富路。
然而，一切都是一场幻境，喊麦行业从小众发展成燎原之势，只是因为借助了网络直播崛起时代的红利，而真正能决定其生死的，还是它本身的文化内涵。
从喊麦文化诞生之初，它就伴随着低俗的指控，MC天佑曾经无比激动的在直播中称“喊麦是国粹”，然而事实上，流行的喊麦歌曲，更多充斥各种文化糟粕。
比如歧视女性。MC天佑作为其中的翘楚也贡献了诸多歧视和污名化女性的作品，譬如《女人们你们听好了》，歌词“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女人，提出来我要车，我要房，我很好奇的是，你们哪里值……又有几个女人不会做饭，又特么有几个女人是处女，我相信这个时候一定会反驳我，不是处女不也是你们男人干得吗……请问你的姑娘还是处女吗？打过胎吗？吃过避孕药吗？和别人同过居吗？”
比如崇尚暴力。在幻想称霸天下，驰骋江湖的世界里，喊麦文化鼓励的是用歌词描述男性大杀四方的痛快淋漓，暗和了三四线城市青年想要抒发心中积压的真实生活愤懑的需求，MC文仔《十刀斩》歌词，“一刀，我斩兵卒，杀遍天下谁不服；再不服我全铲除，让这世人为我奴”。
然而这种意饮和宣泄的歌词，连MC天佑都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谈论过他的担忧：“他担心直播会对中国社会产生负面影响，比如导致人们更多的暴力行为和脏话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