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4:歌榭舞台有幽灵
湄宾酒店南端有一个十分怀古式的歌榭舞台,相信也是吸引邓丽君入住湄宾酒店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爱好音乐是邓丽君的天性,加上她爱看各种表演,这个精致古朴的舞台,令邓丽君很有代入感.然而舞舞台中仅有一张小椅,在无人时显得特别空旷,门柱旁又放置几樽断臂折脚的歌伎木偶,凄凉惨淡,令人更添愁绪.走上舞台陈旧的木地板上,灵学家告诉姚志达,已感应到低沉,渺若女声的「夜半歌声」在绕梁,而术数师的小罗庚指南针也头个不停…….姚志达见状示意立即撤出,以免搔扰幽灵的安宁.……
综合所述姚志达再次对《江南时报）2002年8月4日第24版的报导,以及他提醒老编的其中两个疑问:邓左面颊有一个巴掌的痕迹；死者喊叫了几次「妈妈」作出解答,姚志达指出:该巴掌印,不排除是法国男友保罗所打的,但打面颊不至於会死人,除了是鬼上身；而人最危险、最无助、最痛苦时,总是本能地叫妈妈的.若是气喘者,临终前定气若游丝,根本叫不出妈妈,也不可能声音大到令外人听到.更何况邓丽君住在十分清静的顶层右角落,更是难为外人所知.可见邓临终前一定发生了激烈的对抗、挣扎现象,而男友保罗又被警方证实当时不在身旁,因此邓是与恶灵抗争,最後气喘猝死.
身世浮沉
作家平注意到了这些视角相同、主旨相同、绝对和谐、千台一面的纪念奇景,欲言又止地在一篇文章中发问:“只依（邓丽君的）弟弟说的,家人是她最大支柱,爱国是她人生的志业”,那么如何解释她一次次的远走,如何解释她选择异国恋人,选择异地他乡,东京、香港、巴黎,终于远至清迈？”纪念邓丽君的人,没有一个真的了解她.平只差把这句话直接抖搂出来:所谓“军中情人”、爱国爱家,未必是真实的邓丽君.这都是家与国的合谋,是生前套在她身上的锁链.斯人已逝15年,这锁链竟是一丝一毫也没有打开！
从平提供的只言片语,我们已或可窥见那个我们决难以想象的真实邓丽君.一方面,在戒严的大背景中,她受着檔国“训育”,谨言慎行；另一方面,为着小小的越轨言行（在广播里和主持人随口说了一句“想到对岸为青年朋友们办演唱会”）,她要屡屡澄清,屡屡公开表态,以求正治上过关；而与此同时,海峡对岸正把她作为敌对势力、作为资产阶级的“精神污染”,掀起一轮轮声势浩大的批判.
一个娇弱女子,在大时代的巨轮中,好似被翻卷、挤压在各种不同力量形成的旋涡中.但令人诧异的是,这女子或许柔弱,却决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唯唯诺诺.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这样的镜头足堪玩味:在终于能够远离台湾之后,她选择在戛纳的海滩畅快裸泳；明知身患哮喘,或有生命之危,但她宁可在泰国清迈的旅馆度日,也不选择回归家乡；生命的最后时刻,艰于呼吸的她,嘴里艰难而痛切呼喊的是——“妈妈”……
难道,她一次次的远行,真的是为了让家人找不到她、让世人终于放过她？卸下现实的重负之后,她选择了隐居,选择与一个好似边缘人的法国男子厮守,莫非真的是祈望自己在这个让她喘不过气来的人世间脱身？
这么看,以童星起家,一上星光熠熠的邓丽君,其一生不仅谈不上幸福,简直可说是历尽劫波,尝尽了苦难和孤独.时代变迁的巨力尽数压在她身上,直到筋骨尽被扭弯,但她仍然不失宁静、柔美、悠扬、端庄的风度.也许正好是这个事实,可以解释那温润婉约的女性柔情中,何以竟有难以化解的凄美和沧桑.
糖衣炮弹
1949年,动荡百年战尘初定.在中国历史被遽然改写的同时,120万败退到台湾的国民檔人兵的命运也被改写了.河北籍中尉邓枢带着山东籍妻子赵素桂和两个孩子,跟随着部队在台湾各处辗转,变成*人地两疏、生活清苦的外省“眷村家庭”.
1953年1月29日清晨,已经生有三个男丁的邓家在云林县（市）一间农舍里迎来了第四个小生命,一个女孩,父亲给她取名“丽筠（yún）”,寓意“美丽的竹子”.许多人把这个“筠”字念成“均”,因此有了日后红遍大江南北的名字——“邓丽君”.
1967年,14岁的邓丽君加盟宇宙唱片公司,灌录第一张唱片《凤阳花鼓》；1969年,她为台湾首部电视连续剧《晶晶》主唱同名主题曲,引起哄动,邓丽君的闪亮星途从此开始.
邓丽君
邓丽君这个名字传到大陆,已经是20世纪70年代的尾声.大陆人“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捂着棉被听邓丽君”,如此情景显然被夸张了.当时大陆闭关锁国,两岸军事敌对,大陆人要听邓丽君的歌,只能从收音机的短波里,痴迷邓丽君者显然属于极少数.在那个阶级专正极为严酷的时代,有多少人愿意甘冒坐牢的危险赴“敌台”幽会邓丽君,只为了几首好听的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