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的各项债务尤其是正*府债务，对应着的是巨大的资产与居民储蓄，而美国作为最大部分的正*府负债，与作为第二大部分的家庭负债，并没有相应的国有资产与居民储蓄作为支撑；

        尽管中国的宏观债务现象伴随的是西方国家即使在黄金发展时期也难以达到的经济增长速度，而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却长期只能在接近人口增长率的水平之上挣扎；

        尽管中国的宏观债务现象伴随的，是人民收入的持续较快速增长，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布鲁金斯学会的两份最新报告显示，近几十年来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几乎停滞，美国民众收入差距继续拉大，两极分化趋势愈加明显。美联社评论称，一方面美国经济呈现复苏态势，另一方面美国民众对当下生活现状感到更不满意。

          我们从常识分析可以知道，债务风险在于偿还能力不足。而作为债务的偿还能力的衡量标准有两个：

        1、债务人的盈利能力；

        2、债务人的资产规模。债务人的盈利能力越强，或者对应债务的资产相对规模越大，债务风险就越小。

        而GDP并不代表债务人的赢利能力，也不是债务人的资产，凭什么用债务与GDP的比值作为衡量债务风险的指标呢？

        原因在于，西方发达国家没有多少国有资产可以用于债务的偿还保障。在逻辑上可以被用来偿还债务的，只剩下税收一项来源。而税收的规模是与GDP的规模成正相关的关系。逻辑上，如果债务与GDP的比值较小，从GDP活动中获得的税收可用于偿还债务的比率就会比较大，债务风险就比较小。至于常识中要求的资产负债率指标，西方国家已经没办法使用了。

        所以，尽管事实证明，没有了国有资产收入的西方国家，已经不具备通过GDP的增长实现税收的必要增加，来偿还不断增大的债务，他们也只能指望这唯一的一项偿债来源了——尽管这违背了一般的财务常识。

        从西方国家运用债务与GDP的比值作为衡量宏观债务风险的指标以来，西方国家的宏观债务风险一直在不断加大。原因很简单：他们之所以只能用这个指标作为分析手段，是因为没有了必要规模的国有资产；而之所以会没有了必要规模的国有资产，是因为GDP活动中的税收比重不断降低，越来越不足以满足正*府调控经济的需要，只好把国有资产卖掉了。

        而没有了国有资产的西方国家正*府，当然也就没有了国有资产的收入。于是正*府调控经济的能力进一步减弱，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慢，当然税收增长也就越来与不足以支撑正*府的必要开支。正*府债务因此也就越来越大。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债务增加，主要就体现在正*府债务增长。

        统计数字显示，2006年以来美国和英国的未偿还债务翻了一番以上；日本和欧元区的债务则增加了50%。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8年至2015年间，英国民间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了近30个百分点。宏观债务大幅度增加的同时，民间债务占GDP的比重大幅度减少，当然意味着正*府债务更迅猛地增长。

      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像中国一样，还有着大规模的国家资产，并有着可观规模的国有资产收入，他们的债务规模增长绝不会这么迅速。所以，用负债与资产的比值，而不是用负债与GDP的比值，作为衡量债务风险的指标，显然更靠谱。这也应该是常识。

        而今天的中国，因为有着大规模的国有资产及国有资产收入，显然是可以用负债与资产的比值，作为衡量债务风险的指标的。据有关部门报道，本年一季度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累计实现利润3120亿元，同比增长3.2%。同时，央企债务杠杆有所下降，3月末，中央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66.5%，比上年年末下降0.1个百分点。

        舍去按照一般的常识应该采用的资产负债率指标不用，却用经济状况与中国大不相同环境下，西方国家不得已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中国的经济状况，混淆了不同的事实区别，违背了一般的财务常识，得出的结论当然只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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