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于当时的明朝，乃至后来的清王朝来说，国家的战略重心是在正北方，国都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北方的国防安全。所以无论开封还是洛阳，朱元璋虽然都动过心，却也只是动了下心。朱元璋生前真正心仪的“迁都对象”，是重建的西安，但这个“迁都意向”也随着太子朱标的去世而搁浅。“靖难成功”的明成祖朱棣，则是把都城迁到了北京。
也正是明朝“迁都北京”的过程，带出了河南省在明清年间“无法成为都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漕运。
在古代有限的交通条件下，漕运的意义，远胜于今日的“高铁”。而历史悠久的河南省，更曾是古代中国漕运最发达的地段。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之前，历代的漕运线路，往往是东西方向，当时的河南就已是要冲。隋唐年间起，漕运开始变成“连通南北”，河南境内的运河水网，更是空前发达畅通。正是这便利的水利交通，托起了洛阳开封等城市的“古都”身份。
特别是唐宋年间，开封地位的扶摇直上，就是得益于运河的助推。隋朝时的开封，还只是个普通州县（市），但隋朝年间开凿的通济渠，变成了宋代中原运河的主动脉汴河，这条河连接黄河与淮河，巅峰期时每年仅运米就多达七百万石。“跨汴水”而建的开封，身份自然也“重量级”。另外还有五丈河、惠民河、金水河等河道，也都是从开封穿过，造就了开封“四水贯都”的独特景象。
如果说繁荣的都城，好比一个王朝的容貌，那么发达的水运网，就是这个王朝澎湃不息的血脉。大宋王朝留给后世的“富庶”景象，那记录于《清明上河图》的绚丽繁华，都是这发达的水运造就。
可是，正是随着两宋易代，这发达的水运网，也成了昨日黄花，先是开封沦陷，靖康之耻上演。突如其来的战火，也把河南境内的水网，破坏了个一塌糊涂。宋金对峙时代，吓破胆的南宋王朝不思收复失地，反而大肆开掘汴河，导致昔日中国北方的主动脉汴河几乎断流。1128年，南宋将领杜充更是掘开黄河，导致黄河夺淮入海，淮河失去了出海口，整个中国北方的水利生态，都从此彻底大变。
哪怕南宋年间时，历经多年战乱的“河南水运网”，都已成立一片狼藉。南宋人楼钥笔下的北方汴河，连河床都见了底，还有农民在河床上种小麦。去金国给“金大爷”拜寿的南宋大臣周辉，看到昔日风光秀美的汴河，一路竟“几成污渠”。那河南境内舟船如织的繁华，早已恍然如梦——河南成就了大宋的繁荣，大宋的统治者却以其不负责任的软弱，留给了河南百姓无尽的苦难。
所以，待到元明易代时，宋代时风光秀美的淮河流域，早已成了多灾多难的灾地。开封洛阳当年引以为傲的发达水运，也大多消失不见。到了明清年间时，河南漕运的地位也大幅度下降，明初时南方的物资，部分还需要河南中转，京杭大运河贯通后，河南“中转站”的角色也不再，明清河南的漕运，基本都是只通过卫辉府起运，走卫河这一条线路。这样惨淡的“水运条件”，又怎能“定都”？
反而是历史悠久的京杭大运河，从明初起再度改道，绕过了昔日河南境内的诸多城市，改走苏北山东一线，成功连通起了从杭州至北京的大动脉。特别是京杭大运河重要航段“会通河”的成功开通，使徐州到临清的河段，可以“过浅船约万艘”，运输量远远超过前朝。战略位置重要的北京城，也得以“用南京之财赋，会西北之戎马”，正式奠定了其几个世纪的“国都”身份。
“河南为什么不再做都城”的话题，既是这样一个历史的思考，同样又是历史的一面镜子，照出中国古代多少沧海桑田的过往与思考。
参考资料：《淮河水利简史》、《黄河水利史述》、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许三春《唐宋运河开发与开封发展研究》、张美华《浅析武则天定都洛阳的原因》、廖伯源《论东汉定都洛阳及其影响》、李合群《再论北宋定都开封》、邓亦兵《清代河南漕运述论》、晁中辰《明成祖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