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

鱼究竟是否需要自行车？《鱼和它的自行车》的作者陈丹燕认为：对生活的激情，对过一种不平凡生活的要求，对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感情，这些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鱼和自行车的关系。其实，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条鱼，还有一辆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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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第一章《标本》，陈丹燕强调的细节是护士学校几乎人手一个的那只装菜的瓶子，“他面前也有一只玻璃瓶，里面盛着五颜六色的小菜，大约是素什锦之类。”

小说的第二章《果珍》，陈丹燕强调的细节是一瓶果珍，“路过银杏树时，我把瓶子举在手里看看，真漂亮！真温柔！忍不住旋开瓶盖，捅破封瓶纸，瓶里扬出一些橘黄色的粉末，立刻闻到鲜橘子的清新气味……”

小说的第三章《车铃》，陈丹燕强调的细节是：“回上海的火车要花好几天时间。火车上很脏，很热，茶杯上要是不盖上盖子，开水上面就会飘一层黑色的小灰尘。”

这些细节告诉我们，《鱼和它的自行车》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什么年代。

其实，小说的起始句就已经告诉读者，“那是八十年代初夏的一个黄昏。”

我的大学生活

2002年，我第一遍读陈丹燕的长篇小说《鱼和它的自行车》。查阅过读书笔记后，发现当初最刺激我的是小说的书名《鱼和它的自行车》。而印在封底上的文字告诉我，陈丹燕借用的是1970年代在西方风靡一时的口号“一个女人并不需要男人，就像一条鱼不需要自行车”。那一版的封底还告诉我，过了20年，诞生这句著名口号的柏林开张了一家婚姻介绍所，店名就叫“鱼在找它的自行车”——我得承认，第一次遇到小说《鱼和它的自行车》时，是印在封底上的这些元素，让我急切地想从小说的女主角王朵莱身上，寻找我已经逝去的大学生活。

王朵莱进入护士学校的20世纪80年代，也是我在大学就读中文系的日子，当时我们寝室8人时常围坐在一起嗑着瓜子畅想未来的个人生活。我牢记我们当年立下的誓言，坚决不下厨房做一日三餐，也坚决不拿起毛线针编织绒线衫。发誓的时候，包括我在内的每个女生都以为自己拒绝的是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家务劳动，直到读到陈丹燕的《鱼和它的自行车》时，我才意识到，我们不做饭、不编织绒线衫的决心不知不觉地呼应了柏林出品的那句口号。因为，对20世纪80年代的女大学生而言，跟随爱情走进婚姻后必然会被做饭和编织绒线衫这样的生活琐事所裹挟，我们的拒绝，其实是隐而不宣地在彼此鼓励，我们是不需要自行车的鱼。

然而，同一寝室的我们8个女生，或毕业前或毕业后都无一例外地被爱情俘获，并先后结婚生子。

鱼在找它的自行车

那么，陈丹燕的王朵莱是否与我们背道而驰做了一条不需要自行车的鱼？不。王朵莱是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那辆自行车。作者陈丹燕在这部爱情小说中用三个章节讲述的王朵莱的4段爱情，是更贴近现实的一个女人竭尽全力要兑现想象中的爱情的艰难过程。

还是护士学校学生的17岁的王朵莱，以为长着“拥有成熟故事又有青春余温的脸”的英语老师，就是自己寻找的自行车，然而，坐在学校食堂餐桌旁的英语老师，“面前也有一只玻璃瓶，里面盛着五颜六色的小菜，大约是素什锦之类”，这一细节击碎了王朵莱画在英语老师与她的“自行车”之间的等号。

那么，刘岛呢？遇见刘岛时，王朵莱已到医院病房实习，刘岛就是住在病房里的白血病患者，“刘岛望了我一眼，温顺里面有一种我看到的渴望，也许是一个重病人对护士的依赖，也许是一个生病男人对健康女孩的爱慕”，默念此话的王朵莱离20岁还差2个月，异常清醒中想要寻找那辆自行车的她还是被刘岛的温顺一望俘获了。然而，一场滑稽戏的邀约帮助王朵莱意识到，带着同情的眼光看到的自行车，它已不是原本的模样。

两场断送了王朵莱护士职业生涯的短暂恋情，在医学院研究员魏松眼里，非但不是王朵莱的瑕疵，而是一个女孩有些特别的标签。明知道魏松并非自己满意的那辆自行车，王朵莱还是与之走进了婚姻。有了女儿后两个人的感情进入了倦怠期，可吐鲁番的维吾尔族汉子沙沙比火焰山温度还高的追求，却不能动摇王朵莱回上海回到魏松和女儿身边的决心。

“少女时代，我是个多么渴望爱情的人啊，我多么渴望惊天动地的爱情啊，我已为了这个惊天动地，被惩罚得天崩地裂，五马分尸”，这样的结尾部分，在2002年读得我肝肠寸断。我，以及于20世纪80年代完成学校教育的女孩，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自行车的过程中，一定不会像被陈丹燕艺术加工过的王朵莱那样奋不顾身，然而，王朵莱的极端做法却真实地再现了我们这一代女性因为经历了爱情和婚姻而得以重生的艰难过程。所以，当新一版的《鱼和它的自行车》在握，我不禁担忧：似乎又进入了鱼不需要自行车的年代，当下的年轻人会喜欢勇往直前寻找自行车的王朵莱吗？

“王朵莱”存在于每个年代

在2023年版的《鱼和它的自行车》另册里，摄影师丁晓文用图片记录了陈丹燕与王朵莱的一次见面。

当然不是《鱼和它的自行车》里的王朵莱走出了小说，而是一个名叫吴小初的读者狂热地爱上陈丹燕的这本小说后将自己的网名改成了王朵莱。在丁晓文的镜头前，陈丹燕和“王朵莱”于2016年夏天的那一次见面，用在另册里插嘴的责任编辑李伟长的话来定义，就是陈丹燕幸福地见证了她的小说塑造了一个女孩的生活。相比李伟长的定义，我更关心的是“王朵莱”是否是我的同龄人。于是，在另册的枝枝蔓蔓里寻找——她也是在2002年读到《鱼和它的自行车》的，只是，那一年她14岁，我已过而立。

所以，陈丹燕不会惧怕她在小说里强调的那些细节，会因为凸显王朵莱生活的年代而削弱作品的接受广度。她自信，她这本小说讨论的话题具备长时段的社会意义。这不，上海文艺出版社选择本年重版了《鱼和它的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