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两年。“我觉得在处理这些案件的时候，我虽然是律师身份，但做得最多的事情却是安抚情绪，更像一个心理医生。”徐冰燕陈述着她两年来的心理变化，“我总是不得不向受害家庭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能主张赔偿精神损失，为什么侵害人坐几年牢就出来了，而他们的孩子或许要为此背负一生的阴影。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总是这样问我。”
那起案件，徐冰燕最后为受害家庭申请了2万元司法救助。“是‘救助’，不是‘赔偿’。”说完，她突然问我，“你觉得我要不要去读一个心理学课程？”
这件事徐冰燕已经考虑了很久，其实检察院有向受害人提供免费的心理治疗，“但受害人拒绝接受。相比之下，他们至少还愿意跟我沟通。”
02
被忽视的
取证难，侵害人反口的很多见
自从做了未成年人侵案的援助律师，徐冰燕说她时常感慨，“每个孩子能平安长大成*人都太不容易了，他们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会被什么人怎样伤害。”
有时是公园12岁的小女孩常常去玩，只是这一次回来却带回了半袋狗粮和20块钱，跟妈妈说，“再也不去那个公园了”。一问才知道，那个常来遛狗的老爷爷把她带到假山后面强行抚摸。“小女孩隐约知道这是不对的，却不知道这就是猥亵。幸好，这个孩子没有被20块零花钱安抚住，否则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家长发现。”徐冰燕说，一开始家长还在犹豫要不要报警，“直到女孩的爸爸准备拿刀去把侵害人给捅了，妈妈怕出人命才报的警。”
有时是图书馆“这是两年前的案子，也是夏天，有多人报案，受到侵害却没有报案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徐冰燕说，大多数人都觉得图书馆是个安全的场所就疏于防范，正好给了侵害人可趁之机。未成年人侵案往往比普通侵更难取证，一则因为孩子对过程陈述不清，二则他们不像成年人那样懂得保留证据，所以侵害人反口的也很多见。“后来是调取了图书馆里的监控视频，侵害人才认的罪。”
甚至就在家门口“这个案子比较特殊，侵害人已超过75周岁，判了缓刑。因为是当地人，周围邻居多少知道这个事情，大多人心惶惶，担心他会不会再犯案，但除了叮嘱孩子尽量远离他之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