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杨玲目前还在为浩浩户口的事情发愁。“浩浩属于超生，我们当时已经交了近万元钱给村里，可去镇里办户口，人家不认，又要我们交2.5万元社会抚养费才能办户口。”
“我和老公打工这一年，就剩下3万多元钱，如果给浩浩办了户口，就没什么钱了。但如果没有户口，浩浩就没法上学，本年必须得把这个事情办好。”杨玲说。
在强大的现实压力下，杨玲还是决定去常州打工。“我们家总共才4亩地，没多少收成。如果我在家的话，我老公赚的钱还不够日常开销和人情来往的。”
杨玲所说的“人情来往”是指亲朋好友家里有结婚的、生孩子的、升学的，都需要随礼，而且随礼一年比一年高。“前几年，亲戚家有生孩子的，只要送一篮子鸡蛋就可以，现在至少得200元。”杨玲说。
“为何不找个离家近、比较轻松的工作，边照顾孩子边工作呢？”当记者问到这一问题时，杨玲无奈地说：“这个我也想过，可是我们那的工资水平确实太低了，而且我老公自己在外面也很孤单，一直催我回去。”
留守儿童
“亲情饥渴”待解
因为父母都外出打工，涛涛和浩浩兄弟俩也成了留守儿童，而与他俩有同样命运的孩子还有很多。根据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2013年调查显示，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名，占全国儿童总数21.88%。也就是说，平均每5名儿童中就有1名农村留守儿童。
有专家指出，在成长过程中，留守儿童存在严重的“亲情饥渴”与心理封闭症结。缺少父母的关爱直接导致他们诸多心理问题，如感情脆弱、自暴自弃、焦虑自闭、缺乏自信、悲观消极等。
“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整体状况更差。在父亲外出、母亲外出、父母外出三种类型的留守儿童中，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占8.1%，这个群体总量不大，但各方面问题最突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说。
而要解决外出打工还是在家带孩子的两难问题，在孙宏艳看来，途径有二：一是加快新农村建设和小城镇建设，吸引外出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促成孩子与父母团聚；二是减少制度、经济和社会文化上的排斥，鼓励、支持和帮助有条件的外出农民工带着子女举家进城，使更多农村儿童能够生活在父母的身边。
让杨玲有些欣慰的是，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2月28在国务院正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教育部将增强公办中小学接纳能力，简化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手续，并扩大城镇义务教育容量。下一步，随迁子女将全部纳入城镇义务教育。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段成荣则对记者表示，要解决这一难题，必须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但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流动人口的去向，二是一些新正策的落实情况。
“64%的人集中在前50个特大城市和大城市里，虽然我们正努力激发中小城市的发展潜力和吸引力，但恐怕未必能够满足两亿多人和今后不断增加的流动人口的需求。这还需要有更好的正策设计，否则，就会出现正策让往这边走，人们往那边流动的尴尬现实。另外，好的制度和正策设计一旦在落实的层面走向偏差，就成了限制老百姓的枷锁，这一问题必须得到解决。”段成荣说。(文中杨玲为化名)(记者杨召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