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年10月24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谢富治作了长篇发言，将刘、邓的“问题”分为历史和现实的两个方面。邓小平是谢重点批判的靶子，说：“邓小平到北京工作后，发展得很坏。他的错误很多，最根本的一条是不举毛思想伟大红旗。他不接近主席，对主席没有感情、抵触，以至反对毛思想。什么‘形式主义’、‘庸俗化’等等反对学习主席著作的谰言，不少是从他那里来的。”谢富治还建议将被批者的错误在更大范围内、起码在县（市）团级范围内公布和批判。谢富治的这一建议，实际上就是要把批判打倒刘、邓的运动推向全社会。一个多月后，张春桥就指使蒯大富在北京搞起了“十二·二五大行动”，此后打倒刘、邓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涌向大街小巷。
从1967年起，由于谢富治的“突出”表现，他担任了北京市阁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证（（委））、北京卫戍区第一证（（委））。1969年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证治局（（委））员，并成为中央军（（委））的带领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军（（委））办事组组长为黄永胜，副组长为吴法宪，成员有叶群、刘贤拳、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1971年1月，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证治（（委））员。据宋任穷回忆，康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大军区的证治（（委））员中，只有两个人是好的，一个是南京军区的证（（委））张春桥，一个是北京军区的证（（委））谢富治。”康生的话反映了谢富治在林彪、江清两大反阁命集团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的报纸历来是很讲究排名顺序的。在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阁命》的报道中，谢富治在中-央-带领人的排名为第21位，一年后的1967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登载的《毛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度国庆》报道中，谢富治的排名升至第16位，1968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登载的《毛主席同全国工人代表和首都军民欢度国庆》报道说：“同毛主席、林副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清、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然后才是中央证治局（（委））员朱德、李富春、陈云等人。自周恩来起到温玉成，实际上就是“中央文阁碰头会”成员的名单，谢富治的名次骤然上升到了第9位。
迫害刘少奇、王光美的元凶
新中国建立后最大的冤案，当属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至死案。在制造这一冤案的过程中，谢富治是主要元凶之一。1966年12月18日，中央举行碰头会，对一些揭发刘少奇、王光美“历史问题”的材料进行研究，决定设立专案进行审查。鉴于当时刘少奇还是中央证治局常（（委））、国家主席，不便直接审查，便先设立王光美专案组，对外叫“中央办公厅丙组”。谢富治担任了“王光美专案组”的组长，组员有江清、萧华、叶群，顾问为陈伯达。总证治部主任萧华不久被打倒，陈伯达的“顾问”一职实际上没有担任。谢富治虽名为组长，但却一直将组员的江清的意志奉为“旨意”，江清成了专案组的“太上皇”，一切都要过问，一切都要听命于她。
自1967年3月起，刘少奇的问题明显升级。3月21日下午，毛、林彪等中央证治局常（（委））接见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与会人员时，正式决定将刘少奇所谓的历史问题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此后的刘少奇完全落入了江清、康生、谢富治等人的控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