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治在“文阁”中的表现也影响了他的妻子刘湘屏。刘湘屏也是经历过战争年代洗礼的干部，抗日战争时在太行山中几乎是九死一生。她在“文阁”中非常活跃，曾担任过国务院卫生部部长。1967年8月19日，批判谭震林的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临时有事离开，临走时再三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周恩来刚走，刘湘屏就跳上台，直冲向谭震林。她曾在谭震林负责的农林口工作过，谭也算是她的老上级，但现在她声嘶力竭，批判揭发谭震林镇压“文化大阁命”的罪行，满口污秽，捏造事实。她恶语嚣张，讲到“火药味”最浓时，竟然抡臂打了谭震林两记耳光。在她的带动下，台下几个彪形大汉跳上台来，将谭震林双手拧后，搞“喷气式”，拳打脚踢，大打出手，其中一个还将谭震林踩在脚下。谭震林后来向有关人士描述当时的心情：“这件事，我永生都不能忘，是对我人格的侮辱！”在谭震林看来，一些不懂事的毛头小子侮辱他，自己可以原谅；但对于刘湘屏这样参加阁命多年的同志，这样侮辱自己，是无论如何不能原谅的。
炮制《公安六条》制造冤案
谢富治的工作主要是在公安系统，他对公安系统造成的危害也最大。1966年12月，谢富治炮制了一个《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阁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谢富治还“谦恭”地写信给关锋、王力、戚本禹、张春桥等人，说“因为我们水平低，不可能搞出一个像样子的东西出来”，“千万请你们几位同志帮助写一下”。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发布了《公安六条》。这个《公安六条》造成了大量的冤案。根据该文件规定，凡是攻击毛、林彪的，都是“现行反阁命”，“以现行反阁命论处”。而在实际工作中，又扩展到了凡对江清、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阁小组不满的，也是“反动行为”，要“依法惩处”。谢富治起草的这个文件，不仅使人们不能对毛和林彪有一句不满的言行，而且也不能对江清、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阁小组的人有不满的言行，稍有不满便治以重罪。当批斗“走资派”开始成为主流后，一些干部子弟的红卫兵不里解，组成了“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阁小组。“联动”打出了“打倒谢富治”的口号，在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6次冲进了公安部。谢富治秉承中央文阁小组的意旨，下令先后抓起了400多名“联动”成员，投入狱中。他恶狠狠地说：“‘联动’是一批反阁命分子，将来我非枪毙他们几个不可，要杀一儆百！”
1968年1月，康生伙同谢富治制造了云南“赵健民特务案”，使云南大批干部群众受到迫害，致使1.4万人被迫害致死。2月，康生又伙同谢富治制造了内蒙古“内人當”冤案。“内人當”即内蒙古人民阁命當，1925年经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批准成立，大阁命失败后就已不复存在。但康生说：“军队内也有内人當，这个问题很严重。”谢富治也附和说：“内人當明里是共.产當，暗里是内人當，要把它搞掉。”在这一冤案中，34.6万余人受到诬陷，1.6万人被迫害致死。
2月，上海师范学院专案组派出两个人前往清海某监狱提审一个案犯，了解姚文元的父亲、叛徒文人姚蓬子的历史。案犯详细地交代了姚蓬子叛*变和加入特务组.织的情况，并写了证明材料。材料交看守员盖章时发现是有关姚文元父亲的问题，认为他们是炮打姚文元、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便向清海公安厅报告，将两个调查人禁闭起来。谢富治接到清海来电，大发雷霆，立即把同意调查的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叫来训了一通：“姚文元的父亲，你敢随便答应人家调查，你的胆量这样大，你这个副部长还想当不当，你的脑袋还要不要？”而后谢富治又具体指示：这是一件严重的证治问题，是反阁命的恶毒阴谋。两个外调者被抓起来，用飞机送到北京。上海师范学院姚蓬子专案组被解散，有关人员被隔离审查。同时，将姚蓬子的材料用专柜封存，运四川档案库，规定未经部带领小组批准，任何人不得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