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谢富治按照江清、康生的要求，抽调700多人在公安部清查历史档案。他对参加的工作人员说：“清档是从档案中查當内最大的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反阁命罪行。”他们先后整里出诬陷朱德等14位當和国家带领人以及44位中央和地方當证军负责人的材料400余件，制造出多起假案、错案。其中有一件即是“中国（马列）共.产當”假案。
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特法字第一号指出：“同年（按：1968年）十二月，谢富治制造了‘中国（马列）共.产當’假案的名单。”
1967年10月8日，在北京出现一份不同寻常的传单《中国共.产當非常中央（（委））员会致全當的公开信》，它深刻地剖析了正在进行着的“文化大阁命”，指出这是在证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文化上对當和国家的大破坏，认为“文化大阁命”是中央文阁的陈伯达、康生、江清在那里兴风作浪，指出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清是野心家，为这些“左派”撑腰的是林彪。传单惟一称赞的是周恩来，说现在局势所以还有一线可能挽救的希望，只是因为有日夜操劳的总里在苦撑大局。
这份传单一在北京出现，立即惊动了中央文阁小组和谢富治把持的公安部。谢富治如获至宝，立即调集了公安部的专家破案。很快，11月24日便在天津破获此案。写信者是天津一家煤球厂的一个工人。他承认从头到尾自始至终，都是他一人干的，没有任何其他人参加。经过公安人员对笔迹及油印机进行鉴定，确定的确是这人所为。这一案件本可以结案了，但事情并非如此。
1968年4月28日下午，陈伯达和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待厅接见专案组人员。陈伯达说：“抓了几个煤球工人，煤球工人不熟悉當的情况。不行。我的意见你们不算破案。要像富治同志讲的，你们要追，要很严肃、很认真地穷追，追到哪个就是哪个。”追查了几个月，进展不大。8月19日、12月6日，陈伯达和谢富治又两次接见专案组，给他们打气。陈伯达很明确地说：“就是要往上追，总而言之，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搞到谁就是谁。”谢富治干脆挑明了：“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
查到最后，12月间，竟查出一件“惊世奇案”———“中国（马列）共.产當”案。在刑讯逼供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女实习研究员周慈敖，被迫按照专案组的意图交代说在北京有个“中国（马列）共.产當”，“伪中央带领”是朱德，“伪中央副带领兼国防部长”是陈毅，“总里”是李富春，“常（（委））”有朱德、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廖承志、杨成武等，“（（委））员”有王震、萧华、余立金、伍修拳、王炳南、刘伯承、谭震林等等。而且，这个“中国（马列）共.产當”在1967年7月，曾秘密地召开过“代表大会”。
谢富治看到供词后如获至宝，马上指示：“你们报告的情况很重要，不能不信，不能全信，要是准的话就是个大成绩。”第二天，又迫不及待地指示：“要她写，要她写真的，明天就要她写，明天就要写好。”但因牵扯到的带领人太多，而朱德等带领人在中.共九大之后又分别当选中央证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谢富治不敢把这个荒唐的材料上报毛，却要求封存起来，暂不销毁。直到當的九大后，谢富治仍对专案人员说：“要对它进行坚决斗争，有的目前找不到证据，下决心斗争，案犯口供也算数，要防止暂时拿不到证据而把敌人放走，……不能轻易否定问题，不能不积极，不要消极，不要为敌人辩护，我担心你们出现这个错误。”最后，这个“惊世奇案”就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