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还按照孙素贞的指示，采取了许多进行隐蔽活动的措施，具体办法是：改变活动方式。将各支线改编为小组，垂直带领，各小组间不得发生横的联系，减 少接触面。由孙素贞指定专人接线，统一带领。如将成都地区的一贯道支线，改编为12个小组，指定道首赵子厚、任弘毅等人负责接线。

    各地佛堂一律迁移地点， 改用商号的名称，以做生意或其他办法进行掩护。道亲一律在自己家中修道，不上佛堂，点传师须寻觅职业。孙素贞还亲自指示成都地区的道首何文、李文斯、王中 可等人，将成都、重庆、西安、广汉、汉口等地的坛堂，改成商号、店铺、诊所或一般住家。

    王可中遂将设在成都福兴街的慈忠坛改为“锦城诊所”，调重庆的点传 师战锦韬为诊所医生。何文调河南前人孙复智到西安北大街开设“大通商号”，并派点传师甄仲和去香港，在九龙太子道设立秘密据点。可以继续点道传徒，唯须慎 重，严防泄露机密，所收功德费、度仙各费，须买成土产品运往成都，不能办道的地方暂停活动。

    为适应形势，由各坛代放点传师，报孙素贞备案。1947年孙素 贞离开四川时，给四川道首郭根峰3000名点传师的名额。郭分给各支线2960个，自己留下40个。道首王中可按照孙素贞的旨意，继续开办仙佛班、忏悔 班，训练骨干千人以上，然后派往各地进行活动。

    利用工厂或商店掩护外地潜逃来的道徒。各分坛名册用白绸书写两份，一份自己保存，一份交总坛埋藏。

    为了便于秘密活动，还为孙素贞指定了“交通”，专门替孙素贞往来各地传递消息。规定通信一律使用暗语，如点传师为“经理”，吸收道徒为“收货”，度大仙为 “鲜货”，放点传师为“吃股份”，有道徒被捕称“因病住院”，释放为“病愈出院”，被取缔为“生意不好做”，如在夏天又可说“时疫流行”，冬天称“天气寒 冷，多加珍重”。书信由交通员缝于衣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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