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恩不喜欢和陌生人说话，刘长城了解儿子的性格，“很内向”。但唯一例外的是，小恩每周末回家找他领取下一周的生活费时，会对爸爸递过去的30元零钞提出“抗议”，“你给的生活费实在是太少了，其他同学一周都是四五十元。”类似的抗议，几乎每周都会在这对父子之间上演，但每一次都以儿子“抗议无效”告终。不过小恩并没有怀疑这30元钱背后的逻辑，他认为父亲不愿意多给，或许是父亲抠门。
猪场中搭建的临时生活用房里，有两间卧室，分别是刘长城夫妻和两个孩子的房间，厕所和厨房在一间屋子里，木板搭成的案板上是炉和锅，一家人就靠这个煮饭吃。没地方写作业，小恩抱了两个树墩，放在门口光亮的地方，一块近四米长的木板横着放上去，两兄妹趴在上面做作业，绰绰有余。山上风大，两个孩子手掌冰凉，但他们不愿去里屋写作业。刘长城说：“把板子放在门口写作业，可以节省电费。”
“贫困”的父亲：
如果我真是他想象中那种老板就好了
“我对不起他们（儿女），真的。”刘长城坐在养猪场靠墙的一个木凳上，将脸埋进两只粗糙的手掌里。五十岁选择创业，刘长城有着自己的“悲壮”：希望能为儿女创下一份家业，将来不像他一样苦。“他们长大了要进城买房子，我那时候连给他们交房子首付的钱都没有，是不是很失败？那时候我都是六十几岁的人了，还能做些啥呢？”刘长城将目光瞥向猪场，这里承载着他最初的希望，但这个希望，如今却成为他沉重的负担。
被逼债的痛苦，一直笼罩着刘长城的生活。家里的每一笔开支，他都必须精打细算。前段时间，儿子跟他提出想买一个箱子带到学校放东西，但他拒绝了儿子的请求。他转念一想，觉得自己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其他娃儿都有皮箱在寝室里放东西，就他一个人放个背篼在寝室里，我伤了他的自尊心。”。
刘长城本来是泥瓦匠，即使在当地打工，每天也能赚两三百元。刘长城的父母已经八十多岁，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平时仍然需要种庄稼补贴家用。但家里的具体债务状况，刘城长并没让儿子知道得太多，担心儿子有负担，他只是希望儿子能够好好读书，他经常跟儿子开玩笑，“如果哪天书读不好，就来养猪场打扫猪圈。”儿子听后，小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
10天前，刘长城托朋友帮忙到银行成功贷款10万元，他用这笔钱买回500多头小猪仔。刘长城最近正在四处找电力部门，希望后者能尽快为猪场重新拉一组动力电线，保证猪场正常用电。在刚刚过去的一周，因为无法为猪场取暖，他的小猪已死了十多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