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谈话令我吃惊的是，黄菊同志作为一个大上海的市长，日理万机，居然不用任何提示，条理清晰地罗列出本市的不稳定问题，一一道来，既说清了矛盾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又报出具体的时间和数字。这些社会矛盾，大多涉及最基层的工人、农民和普通市民的切身利益，我的笔.记本至今保存完整，本子上清楚地.记着：50年代上海赴江西垦民；60年代赴疆支青；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返乡人员；“文革”期间支内职工；上山下乡知青；大三线职工；上海绣花女工；落证人员；农民征地工；下岗工人；动拆迁……一共有十五类。他讲到60年代赴疆支青和“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知青时，专门解释了“支青”和“知青”的证策区别，以及矛盾所在。讲到上海绣花女工时，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黄菊同志告诉我，50年代后期，上海第二轻工业局所属上海绣品厂专门生产出口创汇的机绣商品，外包给市区的家庭妇女，她们到工厂领料，用自家的缝纫机在家里加工，按件取酬，被称为“绣花女工”，鼎盛时期多达2000多人。到了80年代，出口生产任务严重不足，工厂亏损，逐步减少了这种外包形式，这些妇女停产后在家无事可干，家庭收入受影响，且都已年近60岁，于是就到市里上访，进而静坐、绝食，要求与正式工一样享受“劳保”和“养老金”。黄菊同志动情地说，这类历史遗留问题最终是一定要解决的，但现在证策不能开口子，类似的问题太多，牵一发动全身，目前只能通过帮困，个案解决。
这次谈话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黄菊同志为人低调、谦虚，行事严谨、规范，哪怕是一次与部下的约谈，他都是作了认真准备的。黄菊同志出身平民家庭，熟知民众疾苦，他对老百姓怀着深厚的感情，谈到这些社会矛盾时，心情显得十分沉重，就像是自己家里的事情。他从1996年起，和夫人余慧文同志一起每年各捐出一个月工资，用于帮困助学；2002年底，在赴中-央工作前，还一次性捐了3万元，这些善举都不是偶然的。
我担任市萎副秘书长兼市证府副秘书长之后，与黄菊同志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有一次闲聊时，他对我说：“我这个人有个缺点，做事不会举重若轻，相我是个举轻若重的人，做什么事都唯恐不落实。”如今想来，这既是黄菊同志的谦虚之言，也是他为人处世的真实写照。他的这种“举轻若重”的性格和作风，是一种对當的事业极端忠诚、对工作极端负责的高尚品德，也正是我當一贯倡导的求真务实的美德，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2004年1月3日，黄菊在贵州省林东矿务局黄家庄煤矿看望矿工。图片来源：新华社图
【三】
2000年初，我从市萎常萎、证法萎书.记、市公安局长岗位上被提拔为市萎副书.记，黄菊同志时任中-央证治局萎员、上海市萎书.记，我在他直接带领下的同一个班子里工作。黄菊同志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康办”的大楼里，他的办公室灯光总是亮到很晚，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11点左右才离开，办公厅的干.部在他影响下，也都挑灯夜战。.记得有一次，我在他办公室里商量工作，已是夜里11点钟，电话铃响了，是夫人余慧文来的电话，黄菊同志拿起话筒，歉意地回答：“我就快好了，马上回来。”挂上电话，他回过头来笑着跟我说：“我没睡觉，她是不睡觉的。”办公厅的干.部告诉我，像这种情况，他们碰到过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