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夜晚很快到来了，没有人来看我们，我们多数时间围坐在饭桌旁交谈，讲各自的战争故事，回顾到目前为止，大家都经历了些什么，这么一来到有纸笔可以写作时就不会遗忘了。泰勒说他曾在硻n急患嘟谀纤盏け磺苟プ拍源皇返俜蛩邓侥昵霸诎⒏缓贡凰喟蠹艿牡赜愕木谴伟蠹艿贾隆杜υ际北ā返募钦咚斩�·穆纳迪和一个英国人的死；安东尼在约旦河西岸中过枪，这是他第二次这么接近死亡。
史蒂夫又说了一次他在苏尔特时说过的话：“我不能再干这行了，我不干了。”
安东尼、泰勒和我都没有说话。我觉得创伤和冒险并没有随着时间而变得更加可怖，反而变得更加正常，它成了工作本身。作为记者，我们也成了攻击目标，接受绑架这个事实是应对恐惧的天然防御机制。或许我们三个人都不想承认在利比亚被绑架，坐在这间美其名曰牢房的地方，却仍想着继续报道战争，这是件多么讽刺的事。
第三天，一个看守来把我们带走，坐进车里时我们都被蒙上眼睛。车开了15 分钟，我们以为是去的黎波里市中心。周围的人们朝我们高声喊叫，看守让我们把头埋在大腿上，说这是为了我们好。
我们到达位于的黎波里市中心的外交部办公室，我们在《纽约时报》的同事戴维·科克帕特里克在那里等我们。
会议开始了，每个人都在讨论后续的具体问题，比如如何带我们出境，如何为我们重新申请护照。戴维解释说土耳其正*府可以代美国正*府帮助我们，然后他们接通了美国国务院里某个人的电话，让我们提供和护照有关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