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关键还是档案转不出来？

常艳：是的。眼下快刀斩乱麻，就要他们给我个答复就行。留我还是不留。不要我的话，我也好再寻生路。

新京报：从你去年12万字文章看，你想把档案调出来也费了很多周折，还是没有成功。

常艳：我与校方的人事纠纷，其实是与上次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的。我的事情说白了就是一份档案引起的“惨案”。鉴于某种特殊原因，我现在不想写明白了。但其实这个事情真的反映了高校人事制度、人才正策的很多问题。可惜，好些人就盯在情色上看，唉。

新京报：你觉得学校不该卡着你的档案?

常艳：我感觉，在高校的管理方面，既要有纪律严明的一方面，不过不能把老师当成贼来看待，来防备，需要更多的人性化关怀。

（编者注：山西师大檔（委）副带领王心平介绍，学校规定在职期间读博士，必须与学校签协议，毕业8年后才能申请提档案。他称这是学校留人的方式。）

新京报：不过你也给学校写过不转档案的保证书。

常艳：我报这个博士后，到编译局是要交钱的，编译局根本就不会让我调转档案。我为了让学校相信，给我这个机会，我额外地写了一份保证书。

新京报：但后来你又想通过编译局转走档案？

常艳：要把档案调离山西师范大学，对于我这样的一位普通教师来说，好比登天揽月。之前我在火车上碰到一个师大的教师，他说要看去什么单位，要是中直机关，学校就不会挡。

一步步阴差阳错我与编译局建立了联系，我以为自己可能有机会进中直机关，或者至少通过这个平台把档案调出来，有个自由身再去求职也不难。

新京报：当年你硕士毕业后留在山西师大教了两年书，2007年选择了去人大读在职博士。2011年又报考了中央编译局的博士后，是希望自己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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