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央编译局博士后管理工作暂行规定》，博士后的收入来源是“我局给予进站博士后每年3万元的生活补贴和科研经费”。除此固定收入外，由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设立的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是一笔重要的资金来源。截止2012年11月，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工作站先后有52人获得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其中3人获得特别资助，8人获得一等资助，41人获得二等资助，共获得资助金总额247万元，申报成功比例在全国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流动站中名列前茅。

申报基金，需要提交课题，常艳提交的课题是《恩格斯晚年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在常艳的描述中，衣俊卿当初听到此课题的反应是“衣老师一听到我的选题是受学界其他老师的启发而来，一改先前对我的友好态度，很不客气地转头对柴方国（编译局马列部主任）说：“这不就是咱们做的那个嘛！”。

正是衣俊卿对课题不看好的表态，让常艳觉得“有求于人”。根据中央编译局人网的文件，最终能决定课题能否成功申报科学基金资助的关键就在局长手上。事情的结果是，常艳依然凭借此课题获得了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二等资助，资助金额为5万元。下图为常艳获得资助的新闻公告。

中央编译局人网新闻稿

在人大读博士的时候，常艳说自己很少和高中同学来往，原因是“始终在心里有一个情结，别人是在北京工作、生活，而我只是过客，不想与大家联系”。进入博士站后，如何正式调入中央编译局成为她最为关切的问题。而最大的障碍是“怎么把我的档案从原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拿出来的问题”。

面对困境，常艳又求助衣俊卿，衣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找山西省的带领令正策（现任山西省正协副主席），请令给武海顺校长（现任山西师范大学校长）打招 呼。”而根据全国博管办《博士后管理工作规定》，要想把档案由原单位调出，需要博士后出具接收单位（有独立人事拳的单位）的接收函，这又需要衣俊卿的帮忙。

此时，常艳想到的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既然我想来北京，想来编译局，就应该付出代价（博士毕业就死心塌地回原单位了，因为“热爱”学术，也被一堆人夸为是棵好苗子，我就真以为自己可以出来奋斗一番的），这是游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