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两年，红燃乡亲又寄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他已经退伍回到了北京，刚刚安排了工作，而且是带人衔的工作，而且人衔还不低。信中说，他的级别是处级。处级有多高有多粗，郭固集的庄稼人当然摸不着头脑。好在，村里有走南闯北见过世面因此也略通一点职人学的乡亲，一位这样的乡亲说：处级相当于县（市）级，也就是相当于咱们滑县（市）县（市）长，清朝时候的滑县（市）县（市）太爷！
天呐！整个郭固集人齐声惊呼：咱郭固集出了县（市）太爷了！周家出了县（市）太爷了！要知道，在郭固集和周边十里八村活着的人们用力往上查的历史中，还从没听说过哪个村哪个朝代出过县（市）太爷啊！周奶奶周大爷周大娘几乎不敢相信，他们当年那个毛头小子竟然成就为一名县（市）太爷，一名头戴乌纱身穿锦袍坐着大轿走路都有衙役鸣锣开道的县（市）太爷！
但从此，周家人脸上的神色却有点不同了。这种不同可不是人老爷家属的狗仗人势，郭固集有出息的人家从来长不出这样的恶习，他们会觉得，不管家里人多么有出息，归根结底，他也只是郭固集的一个庄稼人，是喝着郭固集水井里的水、吃着郭固坡里的粮食长大的郭固集儿孙。他可以在外边耍光棍，回到郭固集，他就只是一个儿子孙子、侄子兄弟。这样的观念在郭固集延续了一辈又一辈，直到几年前，村中几个儿子孙子靠着芝麻村人的长辈搜刮来的钱财买路混进了城市、拽着七大姑八大姨的腰带混进了城市，在城市并未作人而仅仅是给当人的跑腿抬轿却在乡亲面前耀武扬威，这样的观念才开始一点点地土崩。
红燃家人没有因为儿孙在外做了相当于县（市）太爷的大人而在乡亲面前趾高气扬，相反，他们更厚道更热心了，看到谁家有困难，他们会主动地帮衬一把，尽管他们这个大家庭现在也并不富裕。小人一旦得势，大家都要遭殃；厚道的人有了出息会更厚道，大家也跟着沾光。
然而，当郭固集人尚未从“周家出了个县（市）太爷”的激动中平静下来，一天，集南头的村民跑到北头的周家报信：你们家红燃回来了！周家人一阵狂喜。但看看报信村民的眼神脸色，又感觉不对劲。
不一会儿，郭固集乡亲周红燃在两名穿着绿军装的年轻战士的“护送”下，走进了阔别二十几年的周家小院。他时而象县（市）太爷一样，叉腰打量着院子里他亲手栽种的石榴树，时而又是一个离家多年的游子，深情地拉着奶奶的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了好几次，但终于没有掉下来。然后，他乐呵呵地招呼着赶来的乡亲，掏出他的大前门香烟，一支支地散给老少爷们。
难道红燃乡亲——这个在北京被人家勒到头上一顶“右”分子帽子的人，是在装？
哈哈！城里人是很难理解我们郭固集乡下人的。在郭固集，只要不是做错了事，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那些人帽子孔方物只是势利之人的装饰物，好像小孩子屁股后边的补丁，乡亲们不在乎。假如哪个人做了坏事，即便他是一个比县（市）太爷还要粗大的大人物，即便他腰缠万贯，我们也不在乎他。当然，也有个别村民鸽子眼，不分香臭地喜欢落到高楼屋脊上。但这样的败类代表不了郭固集人。
右分子周红燃回来了！
起初，村民们和周乡亲之间有些不习惯，彼此在大街上碰了面，感觉有点别扭。不是乡亲们势利眼，相反，淳朴的乡亲担心红燃兄弟、红燃侄子或红燃爷爷红燃叔叔戴着那顶老右帽子，他自家首先会在乡亲面前不好意思。不过，乡亲们很快发现，红燃乡亲没有这样的不好意思——没有做坏事，干吗要不好意思呢？他见了每一位乡亲总是大大方方，该称呼什么就称呼什么，该怎么打招呼就怎么打招呼，好像根本就没惦记着自己曾经相当于滑县（市）县（市）太爷，没惦记着自己头上有一顶花里胡哨的高帽子。
于是，越来越多的街坊邻居喜欢吃过晚饭后，或干脆在吃饭的时候端着饭碗，到红燃乡亲家里或者家门口，大家蹲在红燃家的门楼下，或者坐在门口的青石碌磙上，听这个见过世面、见过大世面的周家子弟，讲大学堂里的新鲜事，讲南征北战的战斗故事，讲西南剿匪的惊险经历，讲北京天*安门的雄伟壮观。当然了，有时也听他笑呵呵地讲一讲不同地方的女子不同的风格：江南女子水一样的温柔和精明，北京女子大北风一样的直爽和朴实……
就这样，周红燃——这个当年被乡亲寄托着莫大希望和荣耀、如今沦为连一般的贫下中农身份都没有的右分子、郭固集儿孙，在离开郭固集二十年后，重新回到了郭固集的怀抱，并且仅仅经过一年半载，他就已经悄无声息地重新成为一名普通的郭固集村民。在乡亲眼里，在他自己眼里，他与其他乡亲没有丝毫的区别。即便当红燃家人与村人发生邻里纠纷的时候，也从来没人提起、也可能从来没人想起过他的特殊身份。也就是说，大家已经忘记，周红燃的头上原来是戴着一顶帽子的，一顶和乡亲们夏天的草帽、冬天的棉帽不同的帽子。郭固集人不知道什么是正治，不知道什么是阶级，在我们这里，只有街坊邻居，我们只是根据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判断好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