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的头几年，我在一家新闻单位做编辑。那时，路遥的小说《人生》及改编的同名电影正风靡全国，我也沉醉其中，好比自我。不同的是，高加林是个临时工，而我，则是由国家分配工作的在编编辑，高的悲剧不会在我身上发生。因此，那段日子，我一直都精力充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每天，我不光主动负责办公室的卫生，而且，办公室门前大院的清扫我基本也包了，然后，就是一天忙碌而愉快的工作。
两个十三岁初中生 上了几个初中生过程，应该是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午后，我在拆阅读稿件时，发现了一篇文笔很不错的稿子，但因为不适合用，我就随手把它仍在一边儿了。可是，随后不长的时间里，那位投稿者，似乎很是执着，一连投过来五六篇稿件，虽然我一篇也没采用过。原因是，不是投稿者的文笔不好，而是他写的内容不适合新闻稿。
临下班的时候，天上下起了毛毛秋雨，把编辑好的稿件交给播音员，清闲起来的我，决定把那位执着的投稿者的稿件，好好看一看，当我认真看完所有的稿件后，我才发现，投稿者竟是一位在读的初中生。发现了这一点，我有点被感动了：一个初中生，就有这么好的文笔，努力下去，说不定能成为一名作家的，要知道，那个年代，作家在很大一部分年轻人中，有着十分耀眼的光环。于是，就在那个雨天，我忘记了晚饭时间，给那个初中生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的主要内容，当然是鼓励他在写作上好好努力下去。
一天，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正忙着编辑稿件，有个带点忧郁脸色的少年推门进来，径直来到了我面前，问我是不是李编辑，我说是，我接着问他是谁，他有点腼腆地告诉我，他就是那个投稿的初中生。知道了少年的身份后，我当然要好好对待了，放下手头的工作，和他攀谈起来。一聊，就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于是，我便带着他来到了单位的伙房，打了两份饭，给了初中生一份。
谁知，我拿起筷子刚要吃时，他竟把自己那份里的一块肉快速地夹到了我的碗里，我立刻就生气起来，吵了他几句。我不是嫌他不卫生，我是嫌他太懂事了，他竟把自己认为最好吃的东西给了我。是的，那个年代，肉确实是好东西。
初中生吃过中午饭后，也没再久留，就回到他居住的那个偏远的小村庄了。之后，他就再没来找过我。但稿件却一直不间断地给我寄来，当然，他的稿件大都不能用，我偶尔照顾性地给他发一篇，也都是让我改的面目全非了。毕竟，一个初中生写的东西，谈不上有什么新闻价值。
第二年的初冬，天气已很有些凉意了，办公室里已经生起了憋了气煤炉，我正围着火炉取暖，有个农村模样的中年妇女来找我，我正纳闷哪里来的陌生妇女？她自我介绍说是初中生的母亲，我赶忙让她坐下。我问她有什么事吗？谁知，她二话没说，竟毫不客气地埋怨起我来。原来，初中生自从和我交流后，竟一心把精力用在了写作上，结果是语文课很好，可是其他功课一团糟了，这怎能不让他的父母着急？
初中生的母亲走后，我心生愧疚，马上给初中生写了一封信，劝他不要偏科，努力学习，争取考上好高中，考上好大学。
之后，初中生很长时间没再投稿，也没再和我联系，我也因为公事私事叠加，忙得厉害，也就没注意到他。
大约又过了一年多，初中生的母亲又来找我，此次来她还给我带了些土特产品，让我很是过意不去。这时，我猛然想起，按时间算推算，初中生应该读高中或小中专了。我便问初中生的母亲他怎么样了？初中生的母亲沉默了一会，然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对我说：他去投奔他在东北一个煤矿工作的舅舅打工去了。
打那以后，我和初中生母子再也没有联系。屈指算来，初中生现在应该也得四十五六岁了吧？
可是，岁月锻造人，世界有时真得很小，就在这个假期里，我老家的一个远方亲戚来玩，无意中告诉我，初中生还在东北的那个大型国有煤矿上，一开始打工，后来在矿办写材料，现在已经是个了不得的分公司带领了，事业家庭都不错。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安慰了不少，不由地感慨万端：大人的话、尤其是孩子崇敬者的话，对孩子来说，有时真得重如泰山、得到两极分化的结果，不能随便说教啊。
从教十年有余，教过几届学生，他们有的还在大学深造，有的已在平凡的岗位上踏实工作，为社会默默的贡献着力量，也有的正打拼着自己的事业，挥洒着青春的汗水。但无论他们人在何处，身居何职，每当和我联系，总是喜欢提及一些上高中的事情。每当此时，总感觉还是那么自然和亲切，仿佛我们又回到了那段青葱岁月，往事历历在目，情感汩汩涌动。回想起与学生们交往的点点滴滴，三个“捣蛋鬼”的形象立刻浮现在脑海里……
（一）一幅漫画的故事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有一天上课，我讲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在对“拿来主义”含义的理解上，我和学生王某的意见发生了分歧。课堂上，我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我当时刚参加工作，年轻气盛，王某虽然学习成绩一般，但思维敏捷，颇具个性。我们俩都据理力争，互不相让。最后，王某还是迫于老师的“威严”，在其他同学的“声讨”中做出了妥协。
次日我上完课回到办公室，办公室的同事就笑着告诉我有位学生送了我一样东西。我很惊喜的看到办公桌上果然放着一副漫画，画的是一个葡萄架，但上面却长满了煤球，画的旁边有一行字“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毋庸置疑。老师说：‘葡萄树上能长煤球’。你就得说：‘对呀！我看到了。还一串一串的呢！’”漫画虽然没有署名，但这明摆着的讽刺，让我一下就想起了王某。我当时着实有些恼火，因为这幅漫画让我在同事面前颜面扫地，在学生面前威严顿减。但冷静之后，我在想：学生真得做错了吗？结论是：没有。学生之所以和我辩论，是因为他对知识的质疑和拳威的挑战，这正是我们最需要的，也是大多数学生缺乏的。学生之所以给我画漫画，是因为他信任我，想和我进一步沟通和交流，这不正是做学生思想工作的良好契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