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人的思想，男女婚前不得见面，更容不得未婚先孕，那是要浸猪笼的，这是大忌，谁都不可以侵犯。现在的时代在发展，很多在古时候不能做的事现在都可以了，以前的封建思想现在也变得开放了，现在讲求的是自由恋爱，而不是以前一成不变的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
我和小林就是自由恋爱，那时候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是一见钟情，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看我的眼神，很柔情似水的感觉，既甜蜜又幸福。我们恋爱不到半年就两个人同居了，我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身边多个人照顾也是好的嘛，我也是个思想开放的女孩子，不会觉得一定要结婚才可以同居。
又一个半年过去了，我们在一起一年后我未婚先孕了，说实话我有些着急，便跟小林说我们赶紧结婚吧，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于是男友带我回他家了，第一次见准婆婆时我就觉得她不是友善的主，骨子里透露出一股恶婆婆的味道，说实话这种感觉让我觉得有点怕。我们跟婆婆坦白了，我们有了孩子，希望能经过婆婆的同意让我们结婚，婆婆没说话就叫着男友进了房间，我当时有点懵，直觉告诉我情况不妙。
第二天婆婆跟我说：“让我把孩子生下来，不过不会结婚，因为我们门不当户不对，况且我还是单亲家庭，我配不上她儿子，如果生了儿子可以考虑结婚，如果生的女儿就给我两万遣散费。”我崩溃的大哭，我没有作任何的解释，哭着离开了让我伤心的地方。随着中国逐渐成为一个“未富先老”的社会，养老事业也越来越多地见诸报端。虽然自古以来“养老”一直是社会的常态，但把它作为一个公共问题来进行讨论，却意味着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古代当然也有老人，也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孟子语），但在直至近代之前的数千年里，养老主要是家庭的职责，而非国家所需要面对的公共正策议题。由于人均寿命不长，社会上老人的数量原本也不多，所谓“人生七十古来稀”——按现代的标准来看，古代的“老人”按其定义来说甚至可能是精力还颇旺盛的中年人（《汉书?高帝纪》注：“过五十六为老”）。国家通常而言只需要给予这稀有的少数高寿者一些特殊的安抚（例如汉代七十以上完全免除兵徭二役，或乾隆帝举办千叟宴来宴请海内六十岁以上老人），虽然偶尔也会推出慈幼施正（见王德毅《宋代的养老与慈幼》），但具体的养老职能毕竟都是在家庭内完成的。罗兹·墨菲在《东亚史》中的断言不无道理：“在古代东亚，国家从来没有考虑过民众的养老问题，也没有什么机构负责这项工作。因此，养儿防老对父母来说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