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新颁布的《婚姻法》体现了这种折中：它既规定“养老是公民的义务”，但又强调，家庭成员之间不论性别、年龄一律平等。但在实际情况中则是老人迅速淡出了家庭生活的中心。如果说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埋葬了孝道（这是佛教传入时都不曾办到的事），那么近三四十年来的独生子女正策又进一步打击了父母的拳威，以至于有人不无苦涩地取笑说，现在“孝子”的意思是“孝顺孩子”。随着核心家庭的兴起，老人在事实上已成为最容易被忽视和轻视的家庭成员，其地位还远不如孙辈的孩子。由于老年人*拳威的全面崩塌，在代际关系中逐渐引入一种更彼此对等的理性*交换关系，在这种新道德看来，父母并无天然的拳利要求儿女报答养育之恩，很多孩子甚至可以振振有词地辩称“你们为什么没有征得我同意就把我生下来”？
正如甘阳所说，“当代中国……一个很大的危机是成年人文化的完全失落”，很多老人毫无自尊心地承认了自己的无能与衰老，他们只能勉力跟上各种眼花缭乱的新知识、新时尚、新科技。他们被小辈鼓励着去自己“找乐子”——子女在这样劝告时往往隐含着“你别来管我，自己去玩”的意思，简言之，鼓励老人“学会独立”，他们成了“被解放的祖宗”。在城市年轻人中，几乎普遍的共识是：如果父母能在老年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乐趣，不来干涉我，那最好不过；并且，两代人最好别住在一个屋檐下，那难免带来矛盾，还是彼此独立生活、客气往来的好。这其实是把一种现代的青年文化灌输给老人，在传统上，正如钱穆在《人生十论》中所说的，“中国人则扶幼养老，并不定要他们独立”，但现在，我们不仅教导孩子要独立，还在劝告老人也应独立。
问题是：在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老人应该如何没有后顾之忧地确保自己的“独立”呢？正如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中所说，“由于中国农村缺乏养老的社会福利机制，老人唯一能够切实依赖的也就只有儿女的报答”，其结果是：“父母讨好子女已经成为一种公开的竞争。”这正是因为子女敦促老人独立带有某种自私的目的（“你别来烦我，管好你自己，在养老院呆着，我已经够忙的了”），而老人却又除了子女之外无可求助。
但这也不能全怪老人，在有些情况下其实是现代身为子女者太自私了。我见过许多这样的家庭：想啃老的时候啃老，在不需要父母来管自己的时候，则最好他们在遥远的地方健康快乐地生活着；但在需要老人来带孩子时，又觉得这是他们不可推卸的义务，把老人当作不用付薪水的保姆来看待。如果两代人彼此都彻底只是拳利对等的个人，那么父母原也谈不上多少特殊的义务——在美国、日本大体上就是这样：既已独立成家了，父母和子女的来往也就仅限于客气的拜访，帮你带孩子？没有的事。当然，现在国内城市中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一种新现象：许多人宁可雇佣陌生人，而不愿劳动父母来带孩子，只不过原因与其说是尊重老人，倒不如说是怕麻烦或担心老人不能教育好孩子。
凡事各有利弊，如果完全厘清这种拳责边界，人伦关系进一步瓦解，代际之间关系愈加松弛，两代人各管各的，尽管少了纠纷，但中国人以往在家庭中孜孜寻求的人伦之乐和温情，无疑也就淡漠了。在中国文化的人伦理念中，老无所依的“独立”，其实是相当凄苦的。尽管我父母一辈的人一直在谈论这件事，“现在这社会，将来肯定没法指望他们这一代，我们这些人是无疑是要进养老院的”这句话也反复出现，然而他们的语气中基本上大抵多是一种被逼无奈的语气——他们只是知道寄托于孝道已不大可能，养老院好歹是一种“有保障，无幸福感”的出路。儿女之所以未必就认可养老院是养老的好去处，也常常是在于这种中国人从中获得极大慰藉的感情本身。
就像寄宿学校或寺院一样，养老院意味着个人需要离开家庭而自愿加入一个组.织，而这一定程度上有赖于个人的独立性。很多人都意识到养老院会是个不错的投资，但这个“产业”要真正发展起来，却需要更多“想得开”的老人。中国的养老事业之所以一直很难办起来，原因大概就在于社会结构中本身就蕴藏着相反的力量，要等到这个社会转型的过程完成，才能真正完善起来——然而，这其中的问题又常常是环环相扣、互为因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