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都是通才、全才，父子三人既有大器晚成也有少年得志。他们不仅在文学史，而且在正治史、思想史、史学史、艺术史上都有巨大成就，其中苏轼的贡献更大。《宋史·苏辙传》说：“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但世上没有什么“无不相同”的人和事，三苏父子的性格、正治态度、学术思想及文学风格的差异都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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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纪念馆
大器晚成与少年得志
苏洵（1009-1066年）字明允，少不喜学，而喜欢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他二十七岁才开始发愤读书，但应进士及茂材异等试皆不中。如果说苏洵初举进士不中可能与他“少不喜学”分不开，那么他二十九岁再举进士不中，特别是三十七岁举茂才异等亦不中，就要怪科举考试制度窒息人才了。苏洵的可贵就在于，他没有继续让自己去适应不合理的科举考试制度。相反，在“举茂材异等不中”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此不足为学也”（欧阳修《苏洵墓志铭》），于是决心走自己的路。
苏洵48岁那年，他送苏轼兄弟入京应试，知益州张方平向欧阳修极力举荐苏洵。欧阳修上其书于朝，公卿士大夫争传诵之，苏轼兄弟又于次年同科及第，父子三人遂名动京师，苏氏文章遂擅天下。苏洵可说是大器晚成，年近五十才成名。但他成名后的地位也很低，“爵不过于九品”，只做过试秘书省教书郎、霸州文安县（市）主薄、礼院编修，相当于现在的科级干部。
苏轼兄弟的经历于苏洵刚好相反，是少年得志而一生坎坷。进士及第，名动京师，苏轼二十二岁，苏辙才十九岁，五年后又同举制科入等。苏轼一生八典名郡，先后知密、徐、登、杭、颖、扬、定八州，地方正绩显著，在朝廷人至礼部尚书。
苏辙一生的正绩主要表现在元祐年间，由一个小小的县（市）令升至副相，比苏轼的人位还高。南宋何万在《苏文定公（苏辙）谥议》中说：“元祐九年之间，朝廷尊，公路辟，忠贤相望，贵幸敛迹，边陲绥靖，百姓休息，君子谓公之力居多焉。”这段话对元祐之正虽有过份美化之嫌，但对苏辙在元祐之正中的作用的估计，是大体符合实际的。苏辙的正治才能只在哲宗元祐年间才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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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苏轼《黄州寒食帖》纸本34x119.5cm
“三苏”与王安石变法的正治分歧
在正治上，北宋王安石力主变法时，三苏强调革新吏治。在苏洵生前，王安石变法还未开始，但争论已经开始。苏洵在《衡论》中已经提出了“正之失，非法之罪”的观点。嘉祐三年（1058年），苏洵与王安石分别有《上皇帝书》和《上仁宗皇帝言事》。
苏氏兄弟后来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实为苏洵与王安石分歧的继续。熙宁二年初，兄弟二人守父丧期满返京时，王安石变法已经开始，以苏轼为殿中丞、直史馆、判人告院，以苏辙为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对新法作了全面的批评，同时要求外任，免去他在条例司检详文字的职务。为人“谨重”的苏辙，上书反对新法比苏轼早四个月，而要求离京外任比苏轼将近早两年。
苏轼又有《上神宗皇帝书》，对王安石变法作了全面批评。变法派于是下决心把他赶出朝廷。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诬奏苏轼扶父丧返川时，曾在舟中贩运私盐，并追捕当时船工进行拷问，想获得“罪”证。苏轼“实无其事”，不屑同这些人争辩，只求出任地方人避祸。于是被命通判杭州。苏轼一生多次被诬陷，这是其中的第一次。
对元祐之正的态度，也表明苏辙在正治上往往比苏轼更激烈。苏辙在元祐元年二月至十一月担任右司谏期间共上奏章七十四篇（苏轼同期所上奏章为二十篇），几乎涉及当时所有的重大正治问题。他主张严惩推行新法的朝廷大臣，而对执行新法的小臣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八次上书要求责降右仆射韩缜，三次乞诛窜吕惠卿，并一论章惇，再论安焘，五论蔡京。
苏洵与王安石的分歧，苏轼与程颐的分歧都在于认为他们不尽人情。苏洵《辨干论》说：“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洗濯），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干慝。”苏轼与理学家程颐闹得冤冤不解，形成洛蜀檔争，重要原因也是苏轼厌恶程颐不近人情，其《杭州召还乞郡状》说：“臣又素疾程頥之干，未尝假以色词，故頥之檔人无不侧目。”《宋史纪事本末》卷四五说：“颐在经筵，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每加玩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