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金身份相同，都是军队话剧团的编剧，他是成都军区“战旗”的，我是南京军区“前线”的。而杨白冰人生最得意的时候，位居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正治部主任。就总正治部主任一职来说，他是我们这些军队文艺从业人员的最高带领，因而也就对军队文艺方面的人和事拥有“生杀大拳”；而我就很不幸地撞上了他的这个“生杀大拳”。
事情要从我调到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当编剧开始说起。在那之前我是江苏省歌剧团的编剧，因为曾经当过兵，和南京军区的一帮文化人玩得挺好。我的南京大学作家班同学蒋晓勤是前线话剧团的编剧，一来二去说起来：既然志同道合，你不如调到“前话”来吧！那时地方剧团不太景气，而“前话”又是一个我心仪的艺术团体，于是说办就办：我提出申请；当时前线话剧团的俞冠潮团长拍板要人；南京军区文化部的方全林部长积极支持，于是我自1976年从战士复员后再次穿上军装，于1988年夏二次入伍，任职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编剧。
当我到团里报到时，老团长俞冠潮已经让贤，由戏剧家陈白尘的入室弟子姚远接班当团长；蒋晓勤接替姚远任编导室主任。那时的南京军区文化部在“少壮派”部长方全林的带领下充满了朝气，包括选择姚远任团长、从地方引进人才等举措，都是锐意求新的表现，这一切当然也得到了时任军区正治部主任的于永波的支持。于永波在南京军区当主任时很有礼贤下士之风，提出要和艺术家交朋友，还和属下的军队文艺家们搞过草地野餐这样的活动。
89年春天，南京市话剧团主办了全国第一届小剧场戏剧节，借此机会，前话邀请前来南京参加这个活动的戏剧界人士开了一个作品研讨会。会上戏剧界很有影响的专家学者们对前话一下子推出了三部剧本力作表示惊讶和赞賞，这三个剧本一部是姚远的历史剧《商鞅》；一部是我编剧的，反映文革年代中士兵们人性追求的《热山》；还有蒋晓勤编剧，反映文革中知青生活的《死峡》。这一年的春天，对于前线话剧团来说，本来是一个励精图治、开创新局面的春天；不过很不幸，随着胡耀邦的意外去世，各种情绪的涌动到了六月初终于酿成了那个让人痛心疾首的“正治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