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汽车缓缓开动，送行的锣鼓声和鞭炮声便渐渐远去，父母们依依难舍的目光里充满了泪花……儿女们要离开家去农村一个人独自生活，父母们怎能放得下心呢。可我们却“少年不知愁滋味”……
我们一行26名知识青年，外加一名带队干部，其中男生14人，女生12人。
因我们刚去没有住房，大队干部就把我们集体安排在大队部住。这大队部原本是一个族氏祠堂，在破“四旧”时一些古迹被砸得干干净净，但里面的正堂和两边厢房以及古戏台还保持完好，天井和大厅宽敞明亮，高高的院墙和长条石大门。仍然给人们一种族氏的神圣和威严的感觉。于是大队就将它作为大队部，用于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和文艺宣传的场所。而现在便成了我们的栖身之所。这个大队有五个自然村，最远的相隔四五里地，十多个生产队，我们所在的自然村最大。村里的房子大都是木板结构，低矮而昏暗，而且修建年代已久，风雨斑驳，破败不堪。只有那用清一色青石板铺就的石板路，四通八达，巷巷相通，让你如同走迷宫。村前是一条小河，两条小溪在这里汇合。村后是一条乡级公路，它是我们镇上向东出行的主要通道。村口有一颗古樟树，两人合抱粗的树干留下了百年风雕雨矬的沧桑，枝叶繁茂，绿荫蔽日。在这颗古樟树下有半亩大的一块菜地，这就是大队专门划给我们知青点的自留地。
从此，我们也就从吃国家粮的学生一夜之间便成了人民公社社员，户口也就从商业户变成了农业户。这就意味着我们就要用劳动去挣工分，挣口粮，挣收入了。但头一年，我们仍然是吃国家粮，每月四十五斤大米，四两油，几尺布票，还有十几元钱的补助款，用于购买农具和生活日用品。不论男女知青，标准都是一样的。由于我们是集体生活，粮油钱统一领取，统一开支，而带队知青干部是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因此，我们的柴米油盐就由她管理，烧大锅灶、吃大锅饭、开食堂伙食。记得有一次食堂煮了一锅清水洋芋片，就是加点盐、加点油，没有一点汤味佐料，可大家你争我抢的，吃的津津有味，还只嫌少了。是啊，那时的人们也太容易满足了。当然，面对那个年代贫乏的物质生活，也只是人们的一种无奈之举。大队有一片茶园，蜿蜒有几个山头，这就是称之为大队的茶场。每天我们出工，就是由老农带着，来到这片茶园，挖地、锄草、挑土、砌梯坎、摘茶叶、担化肥。日晒雨淋，风雨无阻。只有每当镇上赶场的时候就放假一天。虽然
还有位外号叫参谋长的天津知青，他从遥远的天津市区下到黑龙江北大荒军垦，后通过那个带领的关系调转到那个农村生产大队一个集体户当插队知青。让他没想到的是，那关系竟是一次性的，他调转到那个带领属下当知青后，因为家里没钱也就再没有给那带领继续送礼，那带领便再也不理他了。于是，他在农村集体户里一呆就是六七年。好在他与其他知青混的感情不错，经常有知青来找他出主意当参谋，所以，他的参谋长外号在远近叫的较响。
1973届工农兵学员推荐即将开始之际，这位外号叫参谋长的天津知青东拼西凑了几百块钱，托人买回一辆上海产永久加重自行车和一块上海牌全钢防震手表，还有一双全牛皮鞋，随后悄悄地送到了那个生产大队带领家里。那带领当即笑纳，并满口答应本年即推荐他上大学。
那带领果真说到做到，那位天津知青也如愿去了上海一所大学当工农兵学员。第二年暑假的时候，天津知青专程从上海返回那个东北农村，他找到那带领要回来他送的那自行车、手表和皮鞋，据说他要回的理由竟是这些东西都是借给那生产大队带领用的，借期已到原物讨回，并还顺便讨要了80元的借用费。据说，天津知青把送的那自行车、手表和皮鞋讨要回后，那生产大队带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口，竟窝囊出了一场大病来。
天津知青把讨要回来的自行车、手表降价处理给还在继续插队的知青，还把那带领舍不得穿的全牛皮鞋白白送给了一个生活困难的知青战友。天津知青临离开农村集体户时，还用他那讨要回来的80元借用费请了集体户30几个知青大吃了一顿。吃喝时，天津知青借着酒劲跟知青们说：他的这种做法的确有些不地道，但也是被逼无奈。这也叫“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繁重的体力劳动累得腰酸背痛，但一收工回来，就忘记了一切，那时大家很乐观，很单纯，充满了朝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