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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成钢:我觉得我有过民族主义的阶段。我刚去耶鲁时,有人说中国不好我会立刻拍案而起,这也未必要上升到民族主义这些主义的层面。那个时候可能是过度的自我保护、自我辩护的意愿,可能跟平时的教育有关,像是外交部的一些说法,动不动就伤害中国人民感情啊。就是这种习惯吧,对我个人来说,更多是思维表达的惯性,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当时还有极端民族主义的学者说中国要想强大只有一条路,就是多造原子弹。

这些惯性,从05年开始我会逐渐意识到一些。所以如果现在西方人跟我辩论说中国不好,我会说,“你说得有道理,我们确实有这样的问题,但你要看看我们是从哪里起步的,看看你们的历史是怎么发展过来的,中国也经历过很多曲折,我们正在进步,但进步速度没你们想的这么快……管理一下你对中国的期望值。”我现在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不仅仅是语言上的一个修正。

人物周刊:是什么促使你修正的?

芮成钢:修正是因为我觉得效果不好,剑拔弩张的辩论没有很好的效果,没法说服对方、让别人对中国印象更好。后来我就开始修正。有时觉得你要向西方人传达一个中国真实的情况,你得用他们的逻辑、他们的表达方式和幽默。这些很重要,效果会好很多。但效果也不一定每次都好。我04年在澳大利亚演讲,很精彩,但完了以后有人很不屑地说,“中国共.产檔的舆论宣传又上了一个新高度。”会有人从这个角度说,但西方国家说什么的都有,他们自己的总理总统演讲完也会有人说风凉话。

很多时候真正在国际场合,什么样的话会被视为民族主义,在现场的人最清楚。很多人对事情的评价都是自己想象中的,比如在国际场合什么合适什么不合适,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做评论的人信息不一定对称,很多只有在现场才会知道。一个是语境,一个是文化习惯的场合,很多场合有人没去过,他不知道什么在那个场合是合适的。

人物周刊:有人说你代表这个代表那个,会困扰你吗?

芮成钢:这对我不构成任何困扰。客观上来说让更多人去关注这样的事件反而好。我做的带领人访谈很多人是不感兴趣的,跟平常柴米油盐的生活有很大距离。我跟奥巴马的一个提问,你觉得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去在意对话的具体问题吗?他们不会关心内容的。一些人去炒作,一些人在过程中就会去看看内容,我觉得是好事儿,让大家有个理由去关注它。我们节目的受众是极窄的,像我们去采访哥伦比亚的总统,中国知道哥伦比亚准确位置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多,我们这个节目想让大家关注没那么简单,所以我们总希望自己的节目有一些精彩的内容。

我在《经济信息联播》都是说猪肉啊房价啊,不过没有什么人议论,从来没人把我和猪肉联系在一起,我值《经济信息联播》的班比我值《带领者》的班要多,每天说的都是猪肉价格啊、农产品啊、西瓜烂在地里啊、柿子没人去买啊,这些话题就没什么人去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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