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重视警示特征。
既然虚高并非孤例，那么，这些存在问题的省份是否具备某些可供警示的特征呢？
首先，这些省份其实大都经历过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但近些年来由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能的切换，显得后劲不足，经济增速也纷纷回落。比如内蒙古在2007~2009年间GDP增速曾领跑全国，年平均增速18%，在2007年甚至达到过19.2%的水平，高于当年全国增速5个百分点。天津在2010~2013年接棒内蒙古连续“霸榜”，年平均增速15%，而辽宁在2007~2009年间经济增速也排名前列，年平均增速达13.8%，远不是如今的垫底局面。随着这些省份增长的后劲不足，可以观察到在每年地方正*府工作报告中，给出的GDP增速目标也是一降再降。我们统计了2012年至2017年间GDP目标增速的下降幅度，内蒙古从2012年的15%降至2017年的7.5%，以7.5个百分点的降幅远超其他省份。吉林、辽宁、天津、重庆等省份GDP增速目标下降幅度也普遍偏高，如天津和重庆下调在3个百分点以上，而同处直辖市的北京和上海只有1.5个百分点。
其次，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从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GDP的比值来看，这些省份大都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重庆近年来GDP增速在全国名列前茅就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投入有关，其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GDP比值约为0.9左右，而全国平均水平只有0.8。像内蒙古和辽宁等已暴露经济数据问题的省份，在2006~2010年这一段经济高速发展期，其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值约超过全国水平10~20个百分点。投资拉动经济面临资金来源的问题，因此这些地方正*府举债规模普遍偏高。以地方正*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与GDP比值来看地方正*府的负债率情况，我们发现，经济数据出现问题的省份负债率较高，前期靠举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弊端逐渐显现。如2016年辽宁和内蒙古两省份地方正*府负债率分别达38%、31%，排名位居全国前列，被点名的云南省以43%的负债水平高居第三名。
最后，经济数据“掺水分”似乎也并非毫无端倪，宏微观数据的背离有时值得仔细推敲。比如辽宁省已确认2011~2014年间的数据“水分”较多，观察这一时期，我们发现，该省2012年初经济增速大跌，2012年一季度较2011年一季度GDP增速大幅下降2.6个百分点，但GDP和地方财正收入增速在短暂下跌后迅速企稳，甚至有所回升，而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却全年保持负增长。这似乎是“注水”宏观经济数据时，微观企业利润没有相应“注水”。顺着这条线索，2013年工业企业利润因低基数反弹超过2011年高点，而GDP和地方财正收入增速却一路下行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并不是说就此能够断定一省的经济数据质量，也不是说该方法可以按图索骥地来查找其他省市的经济数据“水分”，并且，这样的抽丝剥茧也难免有事后诸葛的嫌疑。这里仅是作以提醒：不能仅以孤立的宏观数据涨跌来判断经济走势，通过对数据的相互印证和推敲才能经得起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