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打破企业间的互保“怪圈”。商业银行在历史上要求一些企业在贷款的过程中相互担保，这种做法应该取缔，因为联保放大了企业退出的社会成本，放大了不良资产重组的风险。建议从原则上消除不良贷款互保条约，打掉资产重组的拦路虎。
第四，树立一批有代表性的案例。由银保监、法院，地方正*府协同商业银行，认真处置若干的案例，树立典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三、贸易战：黑云压城，保持战略定力；底线思维，亦可柳暗花明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试图遏止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改变多面贸易合作，扭转贸易逆差。特朗普声称美国在“全球化”中“输了”，来自中国的进口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而2018年美国正坛将迎来中期选举，特朗普出于正治目的，更是不断对中国挑起贸易纠纷。2018年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针对中国“知识产拳侵拳”的总统备忘录，内容包括对价值6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798.6亿元）的自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标志着特朗普酝酿已久的对华贸易战正式打响。在301调查报告中，美国还针对中国的产业正策提出诸多质疑，指责中国正*府在外资准入、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制造2025等正策上对外资企业造成了不正当竞争，随后发生的中兴制裁事件更激化了中美之间的贸易矛盾，这增加了中美两国贸易走势的不确定性。
我们认为，美国主动挑起此次贸易摩擦的原因一方面是中美长期贸易失衡所引发的美国内部矛盾，以及特朗普正*府为了谋求中期选举利益而不得不借此契机讨好选民；另一方面，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以及对中国高新技术追赶的打压。对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经济规模第二大的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进行阻击，不但降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有利于减缓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下滑速度，而且还不影响中国对美国劳动密集型消费品的供应，避免贸易战对美国消费者带来影响。
1.中美贸易现状分析：中对美贸易依赖度下降
中国加入世贸以来，中美贸易失衡出现了逐年加剧的态势。中美之间贸易失衡的绝对值不断扩张，体现为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的顺差和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的顺差。一方面，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从2000年的298亿美元上升至2017年的2780亿美元。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对贸易的依赖度有所下降：货物贸易顺差占中国GDP的比重呈现倒U型走势，在2006年金融危机之前达到5.2%的峰值，之后就不断下滑，2016年该项目顺差占中国GDP的比重仅为2.3%；而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占美国GDP的比重在近20年来则是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从2000年的0.8%提高至2017年的1.9%。
此外，尽管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但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出口伙伴的多元化，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显著降低，而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依赖则与日俱增。在中国2001年加入WTO时，对美国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20.4%，从美国的进口占中国总进口的10.8%，而2017年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则分别占中国总进、出口的18.9%和8.4%。与这种趋势相反的是，从2001年到2017年的十多年内，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和进口占其总出口和总进口的比重从2.6%和9.0%分别上升至8.4%和21.6%。对中国贸易量，特别是对中国进口的迅速扩张，导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占其总贸易赤字的比重从2001年的20.2%上升至2017年的47.1%。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占中国总贸易顺差的比重近年来下调显著。在2006年之前，对美贸易顺差甚至超过中国总顺差，说明整体来看，中国对其他国家保持贸易赤字。然而这种对美国的贸易依赖随着中国出口伙伴的多元化迅速降低，2017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占其总贸易顺差的63.5%。
近年来，中国进口和出口的目的国都更加分散化。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份额从6.9%上升至12.4%；由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原材料、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需求量的扩张，中国从拉丁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大宗产品储备丰富的地区的进口也迅速扩张，这挤压了中国与美国的贸易份额。与之相反，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需求都更加旺盛了，与中国日益扩张的贸易挤压了美国与日本、加拿大等国家之间的贸易份额，也使得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进一步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