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银行在过去一段时间的快速增长是否有“原罪”需要进一步讨论，但处置已经形成的流向实体经济的影子银行资金需要更精准的正策。金融的背后是实体经济，是企业与项目。如果这些资金流向了过剩产能、僵尸企业，则应加快这些企业的退出。如果这些企业流向了基建、房地产项目，则应就每一个案例进行个性化的考察。基建等大型项目的融资是分期、滚动进行的，一旦全面停止影子银行融资，且没有开拓新的渠道，则容易导致项目无法推进甚至烂尾，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与此同时，尽管银行贷款与债券融资相比具有期限错配等方面的劣势，但银行在借贷中发挥的作用绝不仅仅是提供资金。相比于数量众多的债务投资人，银行很少存在“搭便车”问题，有动力、有能力对企业的资金运用进行监督，这对大型项目的建设也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寻找影子银行通道的替代融资渠道时不能简单地只考虑融资金额、期限等因素。
2、低效企业难退出难，不良核销未提速
结构性去杠杆的关键是清退低效的、没有竞争力的企业，释放其所占有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资源。尽管2016年以来金融监管严格、资金趋紧，但低效企业破产退出仍未大幅提速。国资（委）2016年的文件中认为中央企业需要专项处置和治理的“僵尸企业”和特困企业2041户，涉及资产3万亿元。根据不同研究团队的测算，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僵尸企业占比7%-10%。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112.3万亿元，即便按5%计也有近6万亿的资产需要处置。
与这个庞大的需要处置的金额相比，金融系统处置不良资产的速度不如人意。整理全国破产重整信息网公布的破产重整案件发现，被申请破产重整的国有企业债务人共265个，这一数量既便与发改（委）公布的2041户企业相比也是杯水车薪,仅占12.9%；显示结案的不足50个；大型国企更少之又少，其中100人以上的国企仅92个，500人以上45个。事实上，中国企业破产率偏低的问题由来已久，中国正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称中国适用破产程序案件的数量不足美国的0.2%、西欧国家的1.16%；2014年每千家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的数量仅为0.11户，显著低于西欧平均70户的数量。
根据16家上市银行的财务报表数据，坏账核销与转出金额占年初不良贷款余额的比例在2012年至2015年快速上升，由4.5%升至64%，表明银行核销坏账的力度在增强，但与2016年相比坏账处理没有提速，新增不良贷款的积累速度却在加快。两者相抵，2017年不良贷款余额反而增加近500亿元。2018年1季度，银行不良贷款率回升0.01%至1.75%。
根据银行的不良贷款核销，我们粗略估算低效企业资产的退出规模。首先，鉴于其僵尸企业的性质，我们假设企业没有正的所有者拳益，全部资产等于负债。因此，可以通过融资推算资产。同时，我们假设2017年各种融资渠道处置不良资产的速度大致相同。2017年核销转出5500亿元占这16家上市银行贷款总额的75.3万亿的0.7%,假如其它融资渠道（债、股、影子银行等）也按相同比例核销不良资产，则2017年总体的去除的规模约为1.2万亿。按这个速度，即便不考虑新增，清理6万亿的存量低效资产也需要5年的时间。
低效企业退出慢，带来了中国经济的三点病症。第一，融资贵、融资难。低质量企业不退出，它们优先占用了金融机构的信贷资源，因为这样做可以让银行掩盖问题，降低账面的不良率。这导致了好资金流向坏企业、坏项目，新企业、好企业反而得不到贷款，进而推高融资成本。按照当前平均贷款期限约三年计算，当前6万亿只要不处置，每年占用近2万亿贷款规模，每年大约占用15%的银行贷款规模！第二，扰乱市场秩序。低效企业技术差、产品质量低下，更愿意打价格战，靠低价维持生存，拖累了好企业的业绩。第三，低效企业退出慢也导致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被占用，降低了经济的生产率。
从债券市场看，企业违约退出也未提速。通过1年期AA级中短期票据与国债发行利率的差异，我们可以推算出隐含的债券违约率。根据我们的计算，以2018年5月的发行利差计算，AA级票据的隐含违约率为4.47%，而当前AA级债券的违约率仅为1.8%。尽管2017年违约债券设计金额有所增加，但违约企业数量较2016减少了近一半。2018年上半年共有21支债券违约，涉及金额约180亿人民币。按发行主体首次违约进行整理，2018年共有6家新发生违约的企业。从企业属性看，2015年国企发生首次违约，但通过梳理案例我们认为出现违约并不一定意味着隐性担保打破。恰恰相反，在违约发生后正*府主管部门或国企的控股股东大都会设法对企业进行帮助。例如，2016年川煤首次发生违约后，四川汉能向其发放了10亿元的（委）托贷款，随后川煤偿还了债务人。据传汉能的（委）托贷款是有关部门帮助其协调的。再如，2015年第二重机集团的违约债务，由其控股股东国机集团全部承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