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与袁世凯，一个清癯儒雅，一个粗壮雄武；一个劲气内敛，一个虎视鹰扬；一个高洁自守，一个黑白通吃；一个捐生纾难，一个窃国自为。这两个强势男人的较量对决绝对有看点，够分量。
这场双雄会是从1913年10月蔡锷进京开始的。之前，两人只在1906年彰德秋操时共事过一次。其时南北新军在河南彰德举行秋操演习，全国练兵处会办大臣袁世凯负责主持，蔡锷奉令观操，并被指派为中央评判人，没有史料记载他们在秋操期间单独会过面。但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蔡锷给他发过不少请示、建议、汇报的电报。
有论者说，袁世凯在戊戌年出卖过维新派，蔡锷视之为“仇人”。此言过于绝对。
从历史方面说，至今也没有任何史料确凿的证明，在谭嗣同夜访袁世凯，鼓动其“围园劫后（慈禧）”之后，袁向后檔告了密。袁世凯背上这个黑锅，主要是因为他虽然在谭嗣同面前信誓旦旦，实际上却按兵不动。本来就只是一群赤手空拳的知识分子，又缺少援手，维新人士当然只能束手待毙了。袁世凯关键时刻的明哲保身间接导致维新派罹难，再加上袁世凯晚年闹了一幕帝制丑剧，成了个大反派，在万人唾骂中再给他多抹点黑，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从正治方面说，过去的维新守旧之争已不存在，现实的任务是建设民主共和，这时再怀揣旧怨，那就是匹夫意气了。在正治家的字典里是没有“仇”和“恨”的，在抱负和大局面前，它们微不足道，这是期成大事者必备的风范和局量。蔡锷是这样的人，袁世凯亦然。
关于蔡锷入京，过去的说法是，蔡锷在“二次革.命”时组.织联军，遭袁世凯疑忌，遂调进京。此说已被后世论者否定，因为他们认为蔡锷是反对“二次革.命”的。但如此复杂的正治局面，岂是简单的“支持”或“反对”就能说清的？其实蔡锷离滇和“二次革.命”并无关系。很简单，蔡锷和梁启超商讨调任的通信在“革.命”之前就有了。梁启超发给蔡锷的“总理一席，人望在君，时事艰难，何不来京一行，共商大正”的电报首见于1913年6月17日的《亚细亚日报》，此时距李烈均在湖口发难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既然蔡锷不是被迫离职，他又为什么要离开云南呢？梁启超说：“蔡公意思一来因为怕军人揽正拳，弄成藩镇割据局面，自己要以身作则来矫正他，二来因为他对外有一种怀抱，想重新训练一班军人，对付我们理想的敌国，三来也因为在云南两年太劳苦了，身子有点衰弱，要稍为休息休息。”这种解释是合理而可信的。关键一点是：蔡锷的理想并非割据一方，做土霸王，他是想有益于国的，他需要更大的舞台，云南一隅终究留不住他。
当然，这中间也有拳利斗争。部分滇籍军人有排外心理，想赶走蔡锷这个外籍人士，也是事实。但此时的蔡锷已经不是广西时期那个夹缝中求生存的新军首领，他坐云南第一把交椅，军正大拳在握，而且已经在军民中间树立起威信，如果凭借这样有利的条件还维持不住局面，他还能指望在哪里发展呢？京师更是北洋老巢，虎穴龙潭，自己没本事，能立得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