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说：“但我们得去的黎波里，否则永远不会被释放。我们也许能活命——这也蛮困难的，但我们到那里应该能活下来。”
“如果我们能活下去的话，再过9个月我就会很胖了！”我大声说。我知道假如我们能活着离开利比亚，我会给自从结婚以来保罗就一直想要的：一个孩子。
假如我们终会被释放，我能忍受肉体上的酷刑。
晚上，监狱铁门的声响把我吵醒了，我继续装睡。一个年轻人打开监狱门，看了看熟睡的四人，拉住我的脚踝，把我拖向门边。
“不！”我尖叫着，奋力扭动身体，挪向我旁边的安东尼。那个人再一次拉住我的脚踝把我拖向门边，我扭动着，挤到安东尼旁边寻求庇护。那个人终于放弃了。
最终我闭上眼睛，慢慢地呼吸，沉浸于牢房的寂静之中。我眼前浮现出那些被关进监狱的人：我的伊拉克翻译莎拉，2008 年美国军队把她关进监狱；《新闻周刊》的同事马扎伊尔·巴哈里，他在伊朗时被单独囚禁，靠哼唱莱昂纳多·科恩的歌才不至于发疯。我在脑海中哼唱着阿黛尔的《白日梦》，我们被绑架的那天早晨，我就一边擦指甲油一边听这支歌。
我知道许多人遭遇过更恐怖的经历——绑架、酷刑，他们的耐受力让我能面对接下来未知的恐惧，能忍受被殴打时的痛苦。我的思绪回到保罗和我家人身上。
整个晚上，我们都听到隔壁牢房里的男人在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