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监狱铁门熟悉的哐当声把我们吵醒。我听他们提到的黎波里，我知道那将是我们的目的地。
士兵把我们带出监狱，蒙上眼睛、绑住手，他们用的是会嵌进皮肤的塑料扎带，我请他们放松些，他们却抽紧了，我见过美军用这种东西绑过无数的伊拉克人、阿富汗人。我手上的血液无法循环，当我发出一声低低的呜咽，士兵把扎带又抽紧了些，扎带划破我的皮肤，他们以此来惩罚我的软弱。车开到机场，我们被推上一架军用飞机——我是靠听飞机的舷梯、引擎的声音，和墙边椅子的感觉判断的。
“大家都在吗？”史蒂夫问，我们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挨了狠狠一枪托。
“在。”
殴打、酷刑不值一提，强干就不同了
士兵们让我们并排坐下，互相之间隔开一米，用绳子和布条把我们的手脚捆在安全带上，像牲口一样。我听到同事被打的声音，然后是呻吟声，忽然我感到一阵强烈的恐惧和无助。泰勒、安东尼和史蒂夫轮流遭到拳头和枪托的毒打，隔着衣服被摸来摸去和这些待遇相比，似乎也不算那么糟糕了。我的手脚被绑在安全带上，我的眼睛被蒙住，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于是无法克制地哭起来。
我觉得羞耻，低下头，想让士兵们看不到我，也不会因为我软弱或发出声音而打我，或把我绑得更紧一些。
我不停地哭着，直到一个男人走到我身边对我说：“我很抱歉。”他解开蒙在我眼睛上的布条，松开塑料扎带，把我的手脚从安全带上解下。我害怕得不敢四处张望，仍旧低着眼睛哭着。这些人是邪恶的代名词，他们了解心理折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