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9日—11日，柳新华走进了高考考场。9日上午考语文，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天》。“我写的是毛主席逝世那一天，后来好像听说多数人都选的是这一内容，因为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刚刚去世，举国悲痛。不过，那一天却实实在在成了我和许多人难忘的一天。9号下午考史地（理科考理化），10号上午考正治，下午考数学。11号加试英语，不计分，好像多数考生没有参加。”
考试结果一个月后公布了，柳新华过了分数线，随后参加了体检。量血压，测视力，查鼻腔，试听觉，听呼吸，裸身检查与参军体检无异。不过因为填报志愿不服从调剂导致第一次高考失利。
“当时填写志愿与现在的不一样，是老早在考前就填志愿，而不像现在这样考完才填。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自己能考什么样，也不知有哪些大学适合自己，甚至连本科、专科和中专学校也分不清，更不了解什么学科社会急需、什么专业属于热门了，当然也就不知道高考志愿该怎样填报。于是，就找老师同学参谋，其实那时的老师和同学也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他们又过高地估计了我，我也过高地估计了自己。”
1978年高考，“老三届”和大龄考生最后一次机会
要不要继续高考？柳新华还在犹豫时，母亲的行为促使他迅速决定。从参加第一次高考进入复习开始，每天早晨起来，床头总有母亲送来的两个热气喷香的荷包蛋，每每如此，柳新华多次推辞，均告无果。落榜后，母亲从未说过一句埋怨的话，只是说，别泄气，只要往前走，哪儿有过不去的坎。看到柳新华熬夜，母亲依然会在早晨送来两个荷包蛋。上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一天早上两个鸡蛋是很奢侈的，连年迈的父亲和年少的弟弟都没有这个待遇。柳新华下定决心，再考一次。
1978年第二次参加高考，高考是全国统一命题。同时，这年也是给“老三届”和大龄考生最后一次机会，1979年开始就以应届生为主了。7 月20 日—22 日，连续三天考试总体上还算顺利。“后来我完全想不起来这年的作文题目是什么，同学询问，才想起作文是缩写《速度问题是一个正治问题》。现在回忆当时写得很轻松。”柳新华说。
一天柳新华晚上回到家里，母亲看到他，焦急地说，福山四中的封永祥老师刚才到家来，给了一封信，你快看看吧，说是什么录取通知书。“母亲虽不识字，但明白这封信关乎我寝食不安的期待。”
“我拿着《录取通知书》，不敢当着母亲的面拆开，找到一个无人的地方，反复看了几遍，眼泪终于忍不住滚落下来。我成为烟台师范专科学校1978 年扩招进校的最后一批学生。虽然是一所专科师范学校，但我认为这就是我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大学。后来我才知道，在我等通知书的日子里，母亲怕我着急上火，每天晚上都想方设法改善生活，而我竟浑然不觉；封永祥老师常常骑自行车到30多里外的县（市）城，去县（市）教育局打听我的录取消息，那天看到我的录取通知书，便直接骑车送到我家里了。我的母亲，我的老师，我的亲人，我怎样才能报答你们？！我的母亲和封永祥老师都已过世了，真正是恩德重如山，三生难报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