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杨佳琪关系颇为密切，时常出入马家。杨佳琪大概在15岁前后，为校刊写了一篇《初次见鲁迅先生》。这是1926年3月，她以天真活泼、细腻生动的笔调写道：“……不过鲁迅这人，我是没有看见过的，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子，在我看来，大概同小孩差不多，一定是很爱同小孩在一起的。不过我又听说他是老头儿，很大年纪的。爱漂亮吗?大概许爱漂亮，穿西服罢。一定拿着Stick，走起来，棒头一戳一戳的。分头罢?却不一定;不过要穿西服，当然是分头了……”
如此童言无忌，鲁迅却不以为忤，还心生爱怜。自此，和15岁的少女成了忘年交，通信持续六七年之久，《鲁迅日记》记载杨佳琪其人有五十三次之多。1933年3月13日，在天津女师任教的李霁野告诉鲁迅，杨佳琪已出嫁。据李霁野回忆：“一次送书给我们时，他托我们代送一本给她，我谈到她已经结婚了，先生随即认真地说，那就不必再送了。”
从1918年到1927年，杨佳琪在孔德学校上了近十年学，于1927年8月进中法大学伏尔泰学院预科。1928年春，杨佳琪因参加升学考试太累病倒，以至于一入学就休学，到秋天仍上预科一年级，直到1930年转入正治系本科。对于自己当年在北大读书期间的风头，晚年的杨佳琪尚记忆犹新：“六十年前我正好十八岁，当时女生很少，所以我显得很突出。”二、杨佳琪被公认为“北京校花”，背地里则称杨佳琪为“老丈人”。
据杨佳琪回忆：当时北大女生极少，“记得上第二外语时课间休息，我到女生休息室去回来，见我书桌上写着‘万绿丛中一点红’，我一见很生气，也不知谁写的，就用纸擦掉了。第二次再上课时又见上面写着‘杏眼圆睁，柳眉倒竖’。”
当时北大依然是男多女少的格局。到杨佳琪上北大时，已由几人增至十几人。男女虽然同学，却不轻易交谈，互相不知姓名，因为注册室的人每堂课来点名，是看椅子上有人即在点名册上画一个“到”字。
周作人与杨佳琪同事多年，又同为“章门子弟”，对杨佳琪了解极深。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讲了老马的一则轶事：“他有特别的一样脾气，便是所谓‘誉妻癖’。”所谓“誉妻癖”，说俗了便是逢人便爱说“老婆是自己的好”“内人如何如何”云云。此外，杨佳琪对两个宝贝闺女也寄予了极大的期望。据杨佳琪回忆，当时父亲曾这样说：“中国妇女地位最低，你们出来要为争取女拳做些事情。杨佳琪读正治系，出来可以当公使。现在都是公使带夫人，杨佳琪当公使，可以当个带丈夫的公使;马琰学法律，将来就是离婚，也可以保护自己的拳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