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进我们宿舍的电话，由老头喊受话人接。老头小脚，上楼困难，就在院坝里喊，久而久之，她的嗓子练习得很洪大，她的喊人的声音是我小时候最为熟悉的声音之一，至今还可以回忆得起。我们宿舍是“凹”字形，还是内走廊，传达室在大楼的南面，南面的人家能听到她的喊声，西面、东面和北面的人家就不容易听到她的喊声了，碰到这种情况，她就喊南面的人家帮她传达，她总能直呼住户的名字，让别人不能拒绝。
我们家住在三楼，又在西面，她喊我们接电话属于困难的一类。不过，我们家的电话非常少，我以能接电话的年龄在人民公园9号住了20年，总共接电话不到10次，打电话大概只有1次。大跃进的时候我接的电话相对多一些，都是我妈打来告诉我她要“苦干”，要加班，不能回家，要我们姊弟妹自己睡觉，不要等她。
我唯一的一次打电话，是我妈妈事先给我布置了任务，打给她的某位同事，我播号码盘的时候，手直哆嗦，很紧张。我那时觉得，打电话是很高规格的事情。
除了管访客，管电话传达，老头还管收发信件。
收到的信就放在传达室的桌子上，住户自己去翻找自己的。我们家的信大多是我父亲来的，我从我父亲的来信地址——会理铅锌矿——对我妈说的话产生了怀疑。我父亲在成都工作，自从1958年就没有回家探过亲，我妈说我父亲是下放。那个时候，干部下放劳动是很普遍的，但时间不应该像我父亲那么久，也不应该去那么远的地方。1962年，我父亲回了家，样子很落魄，我妈不得不告诉我们姊弟妹实情，说我父亲是劳教，缘由是当了右派，那一年摘了帽，解除了劳教，才回了家。
人民公园9号从大门到宿舍的40多级台阶是老年人的一个难关，它让老人们气喘吁吁，上到坡顶总要歇息好长时间。于是传达室外面盖了一个棚，棚下放了一张长凳，让老人们坐一坐、歇歇脚。可是那张长凳多数时候都被年轻人占领了，他们吹牛摆龙门阵，对经过的女性评头品足。那个时代，人们有的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