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评论界对于打工文学的概念认识存在较大差异。以文学评论家李敬泽、洪志刚为代表，广义上讲，打工文学既包括打工作家也包括其他作家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以白烨、雷达为代表，狭义的讲，打工文学主要是打工作家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是来自底层内部的文学叙述。这些只是一个大致的界定，不具有根本的区分特征。这个大致界定牵扯到文本与作者的复杂关系上。我比较中肯李敬泽的看法，他认为“将‘打工文学’仅看作打工者创作的文学，好像我们过去认为无产阶级文学一定要无产阶级抒写一样，是极其狭隘的。”（黄咏梅 2005）我比较同意广义的界定，打工文学应该是一个题材的概念，这样界定可能比较科学，打工作家虽然是打工文学的重要的、最初的创作主体，但两者并没有构成重要的决定性关系。打工作家这一名词本身的界定就是充满模糊性、争议性的。打工作家是指具有打工身份的作家，那么曾经具有打工身份的作家是否仍然属于打工作家？打工者内部也存在分化的现象，一位月薪上万的白领所写的文学作品是否仍然属于打工文学？从某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属于打工者，那么是否我们所有人写出的文学作品都属于打工文学？打工文学不一定要打工人来书写，打工作家写的也不一定是打工文学，其他非打工作家同样也可以写出打工文学。打工文学是特定时代的特定的文化及文学现象。例如知青文学、伤痕文学也属于这一类。打工文学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而生，也必将伴随中国社会的转型结束而消亡。不过目前仍然属于生长期。在其发展过程中，其他非打工作家加入创作的行列是无法避免的。
历史经验揭示文学不是也不可能是在规范化的框架下得以发展。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深入推进，打工者与非打工者，专业创作与业余创作，文学与整个“底层叙述”，它们之间的界线很快被打破了，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情形。（赵健 2015）非打工作家的加入，将对打工文学的发展、提升起到深刻的意义。同时，打工文学属于一种底层写作，其艺术实践包含批判意识和现实主义精神，对于主流文坛的底层写作提供丰富的源泉。比如，曹征路的《问苍茫》，贾平凹的《高兴》，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陈应松的《太平狗》等等，这些由专业作家创作的打工小说与打工者生活的诉求别无二致。我大概同意这样的看法：打工文学是反映打工族这一社会群体的生活和感情，追求和奋斗的文学。 它的成员大都具有乡村背景，他们在卷入城市化的进程以后，经历了种种遭遇，触发了强烈的错位感、失重感，在精神结构和文化心理的深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冲突，于是产生了书写的冲动，形成为打工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