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香港中文大学决策科学与企业经济系吴靖教授及博士生王子昂、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JohnBirge教授、乔治华盛顿大学商学院SenayAgca教授完成的一项最新合作研究表明，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本年，拥有中国供应链对美国公司运营与财务稳健更加有益，与中国经济强行脱钩反而会加剧新冠疫情对美国企业的负面影响。观察者网就相关问题专访了吴靖教授。】
观察者网：新冠疫情延续到今天，西方甚至爆发了第二波疫情，全球经济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对于中国出口商而言，西方国家的消费能力是比较重要的参考因素，与上半年相比，您认为总体而言，西方国家消费的恢复情况如何？
吴靖：西方控制疫情的思路和能力与中国有较大的区别，至今仍然处于较高的风险下。根据我们的研究，以美国为例，西方国家受影响最严重的行业是产业链下游的居民消费品市场与服务业市场，比如休闲娱乐、医疗保健、交通运输以及餐厅消费。由于疫情反复等影响，相关行业在下半年的恢复也不乐观，总体仍然低于1月份消费总量的50%左右。
不过我们通过研究中美海关的集装箱清单数据以及跨国供应链合约数据发现，以上受影响的行业多数是美国本土的服务业，和中国上游供应链的联系较少，对中国的冲击有限。
最近，美国的信用卡总消费的恢复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在10月初的时候，大概只比1月下降了10%。我们倾向认为美国社会总消费的恢复主要来自生活必需品、耗材以及家电百货等，而这些行业的上游正是中国的产业链，客观上对中国制造具有需求。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西方国家的“消费能力”不仅仅是居民的信用卡消费能力，也包含位于西方国家产业中游的加工制造和出口。而由于中国的上游产业链在这次疫情中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拥有中国上游产业链企业对于西方国家制造业公司而言，反而是一个利好消息，因为来自中国的中间生成环节零部件供给稳定。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约有17％的出口被视为“中间产品”，这意味着它们是其他企业用来生产成品的零部件投入。这包括电子零件、汽车零件、钢材等。仅美国企业在2018年就从中国购买了373亿美元的中间商品。
基于以上三点，国内很多关于外贸的悲观态度主要是针对上半年的情况，预计到了下半年，整体的产业环境应该还是比大多数人想象中的要好很多。
企业复工复产，加班加点生产防疫物资。图片来源：中新网沙见龙摄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西方消费品市场和服务业市场受的冲击比较大，那些企业也可能有债务违约方面的风险，是否有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导致更严峻的经济形势？
吴靖：我们的数据显示，西方居民消费品市场和服务业相关企业的资金链断裂风险显著增大。相比之下，金融、公共设施、能源、基础制造业以及部分高科技行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
由于西方国家普遍采取了强刺激的货币正策，我们认为居民消费品和服务业市场受到的影响暂时不会波及到其他行业。
但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受到冲击较大，导致美国的低收入人群就业率大幅下降，至今相比1月份仍然有16%的降幅。如果疫情持续打击居民消费品市场与服务业，带来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可能成为美国经济长期衰退的灰犀牛，从而波及美国其它行业，也会进而影响美国市场对中国制造商品的需求。
观察者网：中美虽然摩擦不断，但在许多企业之间还是存在密切的联系，您长期关注中美供应链，是否观察到债务风险的转移问题？有实际的例子吗？
吴靖：我的团队专注于经济网络信贷风险的实证数据研究已经长达5年。从我们研究的全球范围内上市公司CDS（信用违约互换条约，一种衡量信贷风险的金融衍生品）数据来看，这种由于供应链产生的债务风险转移是实际存在的。由于疫情的全球传播有一个过程，中国短暂的疫情峰值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疫情峰值完全错过，这个时间段的差异成为了我们研究观察供应链风险传导的难得窗口。
在1月末到2月末的短暂一个月中，中国疫情尚未平息，但欧美本土疫情还较轻微，我们观察到在这段时间内，与中国公司供应链关系紧密的美国公司受到了轻微但显著的影响。由于那时候美国本土披露的疫情还未严重，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公司债务违约风险的上升，一部分因素确实来自中国供应链的影响。
不过从2月末往后至今的半年多时间，中国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全国的工厂复工，而美国和欧洲进入了疫情的集中爆发期，此时我们又看到依赖美国和欧洲供应链的美国公司开始承受更高的债务违约风险；而有中国供应链的美国公司，CDS衡量的债务风险却明显下降。
在疫情期间，美国企业的CDS债务风险。图例依次为有中国供应商、没有中国供应商、有中国消费者、没有中国消费者
这些金融市场的风险衍生品交易数据证明，拥有中国的供应商和中国的消费者有助于美国企业在新冠疫情中的运营与财务状况。即使中美摩擦不断，美国投资者在疫情中，还是认可美国公司具有中国供应链的积极作用，对中国生产制造抱有信心和认可，因此美国的金融市场也认为这些公司的信用违约风险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