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供应链对美国企业的帮助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当中国疫情迅速得到控制，中国的消费品市场恢复显著，这对美国企业作为出口商是好消息，因为产品可以继续卖给中国消费者。另一方面，同时因为中国工厂复工迅速，美国的企业也没有因为供货问题导致更多的债务风险，这对美国企业作为进口商也是好消息。
放眼全世界，其实新冠疫情精准狙击了全球的制造业。拥有1100万人口的武汉是我国的制造业中心之一，此外，疫情严重的韩国大丘、德国巴伐利亚、意大利米兰、美国底特律均是本国的制造业中心。这些城市中，我国的武汉疫情平息和恢复经济的速度，远超其它任何制造业重镇，可见中国制造业相比世界其它制造业中心在大传染病挑战面前的可靠程度。
观察者网：疫情反映出，中美供应链之间的联系，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密切。如果“脱钩”，对美国经济是否会带来灾难性的结果？
吴靖：首先要明确一点，如果中美脱钩，并不意味着相关制造业就会流回美国。资本都是逐利的，事实上制造业会更多地转移到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我们之前还有一项关于贸易战对全球供应链转移的研究，在观察者网有报道。
然而，通过此次疫情我们使用全球数据研究发现，大量第三世界国家的产业链抵抗风险的能力相比中国来说还是比较弱的，抗冲击能力与恢复能力都比较差。也就是说，对于美国企业，此次疫情反而使得从中国搬走工厂的成本和不确定性增加。而且我们还要看到，中国的消费市场更加是跨国企业不愿轻易放弃的。中国是美国企业的巨大消费市场，脱钩不仅使得商品制造成本和风险上升，同时也使得这些企业在中国的市场面临萎缩。
综上，如果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硬脱钩，对上述美国企业造成的伤害可能会比疫情之前更大。
疫情初期，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曾表示这有助于美国企业回流。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企业反而因为正*府抗疫不利损失惨重
观察者网：不过很多人对新冠疫情被某些西方国家正治化存在担忧。虽然中国在抗疫上表现突出，长期来看我们的经济，以及“世界工厂”与相应的全球供应链核心地位，有没有值得我们担心的问题和挑战呢？
吴靖：供应链很难短期迁移，但需积极准备应变。长期来看，这次新冠疫情也可能会对中国的制造业和全球供应链在中国集中布局产生影响。我们必须有忧患意识，应该对长期的挑战防范于未然。
具体说我觉得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首先，资本的本质是追逐利润、规避风险的，并且是生产制造供应链关系的最终决策者。国家正策比如贸易战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施加的关税，确实会影响到企业的决策模型参数。尽管这次中国表现突出，但不能排除部分资本在评估未来布局时，产生“不把鸡蛋放一个篮子”的心态。不管是人为的贸易战还是自然所为的疫情，一定程度都让国际资本看到了分散过于依赖中国制造业的风险的需要。
其次，疫情之后，一些国家可能更加意识到供应链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进而在一些供应链关键环节进行自身强化。比如重新考量哪些产品可以依靠国外采购，哪些产品应当通过正策鼓励，建造当地生产能力。当然，新冠疫情确实可能被一些国家正治化利用，我们看到某些国家可能会用所谓“国家安全考量”的强制性行正命令要求部分企业回归本土。正治经济学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从以往的一些案例来看，越是西方的大企业，对供应链伙伴的安全稳定的需求就越高，拿福耀玻璃和通用汽车的供应链举个例子，即便算上美国的现有关税减免，去美国开厂的成本依然比在中国制造加运输的成本高。那为什么福耀玻璃还要去美国设厂，原因很简单，这是作为下游顾客的通用汽车的强制要求罢了，其背景自然与中美关系中的正治因素密不可分。而作为供应链上游的福耀，面对客户的需求既是身不由己的，但同时这些变化也许能让中国企业在更深层次的国际化中看到发展机遇。
事实上，对于中国企业，只要规模够大，并且放眼国际化，那就一定会受到更多的国际因素的制约。可以说中国“世界工厂”是中国制造“全球领先”的必由之路，但越是接近后者的阶段，前者的运营模式也必然受到更多挑战。
观察者网：中国正*府迅速控制疫情、恢复经济，有效地帮助尽可能多的企业、行业渡过难关。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措施可以降低企业的风险？这方面经验的总结，是否会引起企业在财务管理、供应链管理方面的改革潮流？
吴靖：对于中国企业，面对不确定性日益增大的国际环境，要更注意提高质量，降低债务。中国的制造业经受住了疫情的考验，更多的企业要趁此机会，加速开放力度，开辟其他国际市场，充分用中国供应链的优势，在疫情中帮助其他国家恢复生产。
另外要投入更多的精力进行研发，突破封锁，尽快建立健全中国的全产业链，避免因为过度依赖国际环境影响供应链安全。从国家层面来讲，减税降费和适度的量化宽松是未来一段时间的主基调，避免我们的优质企业因为抵抗不住短期财务压力而难以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