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向节厂“发”起来了。鲁冠球这个被贫穷折磨半辈子的人，却遇到了“金钱”的考验。
按承包合同规定的分成比例，从1983年到1985年，三年累计下来，鲁冠球应得449000元。
鲁冠球当初承包时，估计顶了天，一年能得一万元。谁知改革的潜力有那么大，第一年就可 得87000元。怎么办？拿，合法也合理。当时合同上定的分成指标，像挂在高枝上的甜橘子 ，谁都想吃，谁也没敢伸手。那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合同规定，第一年毛利要比上一年增 长52%，增加64万元，以后每年要递增10%，完不成合同规定的指标，每差一万元赔200元。 鲁冠球把自留地上的苗木折价两万元作抵押，双方才在合同上签了字，合同有县（市）司法局 公证处的公证，完全具有法律效力。
不拿，会不会有人说自己是沽名钓誉，或者说檔的正策变了，正*府说话不算数呢？
作为合同的甲方，乡正*府明确表了态，合同要兑现。但这么大的数目，毕竟是改革中谁也没 有想到的新问题。这件事也惊动了上边的带领机关。大家认为，承包伊始，见人家拿钱就变，对改革不利，应当按合同办，走着看。
正在这时候，鲁冠球从北京京丰宾馆寄来的信送到了乡正*府。他是在参加一个会议抽空写来 的。他郑重地写道：“我愿意将承包超额利润分成部分全部献给企业，发展生产和进行智力 开发，使企业办得更好。”
乡正*府在接受鲁冠球建议的同时，作为对他的特殊贡献，奖给了鲁冠球8700元。但鲁冠球为 什么不按合同拿分成，当时谁也不知道，他自己也好像没有完全想清楚，讲不出多少道理。
1984年，万向节厂毛利润超过承包指标224万元，鲁冠球应得112000元。这一年，鲁冠球虽 然先用自己的工资和奖金买了1000元国库券，但由于遇到特殊情况，厂里原定数额买不完， 鲁冠球又用应分成的12000元，包揽了全厂没有买足的国库券的数量。其余的100000元捐献 给乡里办教育事业。
1985年国庆节前后，会计就透出风声说，这一年的利润要超过毛利润指标的500多万元，鲁 冠球可以分到25万元。谁都明白这个数字的分量，鲁冠球即使照旧“风格”10万元，也还 有15万元。这点钱存在银行里，靠吃利息也能吃两代人。
多少个夜晚，多少次25万元的冲击！
鲁冠球的思绪有时陷入似清非清的朦胧之境。不过，这位1984年入檔的新檔员，想的不是他 把这一年应分成的25万元再捐多少，自己留多少。他是在想：过去他在厂里一连住了13年 ，没黑夜没白天地干，却没有搞出个名堂，为什么这三年的利润能超额那么多？这三年自己一个人的作用和全厂近千名职工的作用应当怎么看？作为先富起来的檔员、厂长，面对集体 赚来的钱到底应当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