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向下一个级别，一些省带领到美国开洽谈会，周强说他们经常要“轰轰烈烈几百人”，为避免在美国尴尬，通常派秘书长找到中央，中央再发来指示。这样的洽谈会最被看重的是外国人的数量，全拿到唐人街也不合适，就由纽约的中国银行找自己的客户解决。
纽约银行这样的地位当然离不开纽约的角色，而王雪冰正是这样一个角色的具体体现，甚至他的被称为“穿着优雅”的妻子宗路路也同样在这样的氛围中。
解放军艺术学校毕业的宗路路原本是拉小提琴的，陈绍金说他在总行时还听过宗路路拉小提琴。宗路路的父亲是中国第一任驻朝鲜大使，她与王雪冰的结合多少与他们的父辈有些关系。
这样的局面使王雪冰得以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中国的“大银行家”风采，让他获得了在国内不可能达到的表演空间。周强有这样的一段描述:王雪冰在纽约任职期间恰逢带领访美，中方银行界名流云集，带领随口问诸人，美国的利率正策是什么？只有王雪冰应对从容。
从这点上，也就不难理解Drexel事件的最终结果了。不受“控制”的空间终于让王雪冰“创造”出来，但在这一空间里，他能表现的或许不仅是大银行家的角色，他被猜测导致他最终结局的种种问题，因此有了至少看上去是必然的结果。
“大银行家”梦破在周强的家庭晚餐和派对中，周强向记者否定了王雪冰是常客的可能性，“每到周末，王雪冰就忙着跟银行界的圈子交际去了”。
戴乾定在华盛顿时，也时常听他在纽约的同事说起王雪冰与美国上流社会的熟稔，其中有人很认真地说起王雪冰的表现:“我发现新来的这个经理跟过去的有所不同，他真的是‘洋化’，表现太与众不同了。”王雪冰的与众不同表现在很多细节上。周强说他最初是不会熨衣服的，但在王雪冰的住处，经常发现王雪冰自己熨衣服。王雪冰的观点是:银行里穿着打扮最讲究，老外在穿着上尤其强调衬衣，因此他也不会掉以轻心。
另外，王雪冰在1992年时把宗路路“退掉了”，工资同时减半。周强说，在中国银行内部，有很多夫妇是一起上班的，不过王雪冰说，丈夫做主管，夫人做员工的情况在美国是绝对不可以的。
这些琐碎的细枝末节如果用“虚荣心”来概括，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有价值的是，王雪冰的“洋化”受到了国际金融界的认可。周强说王雪冰在纽约时会经常开些party，花旗银行等美国一些银行的行长都会光顾，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经常出现。王雪冰走后，这样的party依然开，但这些人就不大来了。周强的理解是，西方国家认同的是个人魅力。
王雪冰也看到这一点。“他很活跃，经常往华盛顿跑，格林斯潘等要人出席的集会王雪冰也有参加。”周强说。
王雪冰有糖尿病，但他每两三年都要到各处演讲一番，包括到大学里面演讲，还要参加很多银行协会、各种交易协会会议。他的举动很快有了反馈，美国商会请他演讲，美国的每个行业会定期开些会议，做学术报告，也经常邀请王雪冰参加。这些社交场合被王雪冰等同于理想的大银行家的舞台。
有熟悉王雪冰的人认为，王雪冰当时实际上已经在扮演一个外交人角色，甚至通过这些外事活动影响国内对他的舆论。王雪冰曾对周强说，一个银行家，对内讲的是业务能力，对外讲的就是交际。而在愈来愈洋化的过程中，王雪冰与他在纽约的同事的差距也在扩大。周强说，一些在纽约分行任职的老复员军人就曾说，“你一个人单独参加那么多的会议，要定期写报告给我们”。据说，王雪冰还真的写过几次。
一位金融界人士指出，王雪冰对“大银行家”的追逐本身，也包含两种体制带来的差异。他说，银行业务范围比较宽，如果某人在某个专业上比较通，有独到见解，这只是银行家的一个条件。而王雪冰更多是区别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银行家，他们无法与国外交流，这也是王雪冰受国外金融界推崇的一个原因――王雪冰只能是外国人看中国人角度时确立的银行家。作为中国的金融代表，外国人要做中国业务就要跟他打交道，他们在他身上看到的是王雪冰能为他们赚取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