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的请求非常奇怪，之前几个小时他都忍着一句话也没说，现在他却要呼吸新鲜空气。后来我听说，那个抚摸我脸、说我要死的士兵不断地对泰勒说他要砍掉他漂亮的脑袋，泰勒恶心得要吐。
我们坐在陆地巡洋舰里睡着了。被士兵砸门的声音惊醒时，天已经亮了，我们浑身僵硬、酸痛。他们把我们扔上一辆小货车，我们依旧被绑着手，蒙着眼睛，躺在车厢里，在地中海无情的阳光直射下往西开了约400 公里。
2011年利比亚的班加西，不久Lynsey就和三个同事被忠于卡扎菲的武装绑架
我想象着我们像中世纪战士的战利品，从一个又一个敌人哨岗前经过时的情景，我已懒得再害怕，懒得再去想接下去会怎样了，未知比什么都可怕。
泰勒是我们的眼睛，他能透过蒙眼布看见外面，汽车在无尽的道路上行驶时，他压低声音告诉我们外面发生了什么。安东尼是我们的耳朵，他把尖叫和诅咒——比如“肮脏的狗”翻译给我们听，这在他们那里是严重的羞辱。
多半时间我像婴儿一样蜷缩着，不去看街景，我把头枕在车轮处拱起的金属板上，用被绑着的手遮住脸。每次卡车颠一下，我的锁骨和肩就会痛，但我想尽量把自己藏起来，就没有人会注意到我了。
每到一个哨岗，我们中的一个人就会遭到殴打。我听到AK-47 枪托的重击、拳头落在我同事头上的声音、克制的呻吟声。在一处哨岗，我感到一个士兵跨上车坐在我身边，用尽全身力气打我的脸。泰勒的手被绑着，但他还是朝我挪过来，在我痛苦地哭泣时握着我的手，接下去的几天里，正是这个动作让我活了下来。
“你没事，我在这里，你会没事的，你会没事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