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妈妈"文革"后和我说过，她一直很坚强，但哭过一次，就是她被关在机关里审查的那次。有一天，她的同事兼看守对她说："你女儿来取钱了。"妈妈问她能否见我一面，但她的要求被青年时代的母亲拒绝了。于是她就躲到厕所里大哭了一场。我从小到大很少见妈妈哭过，她的性格要强、坚强。但为人之母后，我才从心里领会她当时极度的思念、伤心和绝望的心境。当时爸爸被抓后生死未卜，我是她唯一的亲生骨肉，近在咫尺却又被拒之天涯。"文革"中有多少家庭被迫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骨肉分离之痛乃大痛。
在她被隔离期间一共回来了两次。一次是中办要抄家，妈妈回来陪着，也叫我去，可能是想见见我。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也学会了坚强，当着来抄家的人的面绝不会哭。见了妈妈觉得她多了几分苍白。第二次是机关决定把她们这帮"反革.命"及需要改造的分子送到"干校"去学习改造。
干校五年里我和妈妈相依为命，我更了解妈妈、更爱妈妈也更钦佩妈妈了。
我是1969 年冬天到河南沈丘与从东北干校迁移过来的妈妈重聚的。记得当时干校的"下放干部"们绝大部分都是有"问题" 的，按军事编制连、排、班被分散在不同的村里。妈妈是在三连，所在的村子里有果园，也有一个砖窑。她那个连住在村外面，在果园旁盖了一排简易平房，分男、女宿舍。妈妈的房间中有两排大通铺，一排至少睡七、八个人，都是妈妈原来中联部的同事。在妈妈的铺旁边住的就是徐和阿姨（伍修拳的夫人）。在我印象中妈妈和徐和是她们这间宿舍里的重点监管、批斗对象。记得后来妈妈提起那时的情景时说过，一天极度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还要开会，她常常是被批判的对象。她们要她不断地作检讨，反省丈夫的反革.命罪行，要与他划清界限。可想当时她的身心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但她总不承认错误。
我和其他干校子弟一样住在县（市）城的一个地主大院里，"辅导学校"吃、住在那里，有干校的一些干部当老师，管理我们的生活。我们每天排队到县（市）城的小学、中学去上学。我觉得自己是因祸得福了，因为当时在北京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另眼相待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弟，而且学生都"闹革.命"去了，都不上课了，不过似乎革.命的风暴没有席卷到中国贫穷的农村。当时沈丘的确很穷，没水，没电。我在农村上学，拼命读书，晚上复习功课时都是点煤油灯"挑灯夜战"，作完功课和同屋的同学们面面而视，放声大笑，一个个都是黑鼻子，因为煤油灯把我们的鼻孔都熏黑了。
我们在沈丘一中上学，虽然城里闹翻了天，但这里仍是师道尊严，尊崇学术。老师们也都是从省城师范学院毕业的，教学水平很高。农村的孩子们都很努力，都知道能到县（市）里上学已属不易了。所以我们真是"塞翁失马"了。我在班里学得不错，总是年级头几名，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尊重。以前不敢抬头作人的自卑感，也逐渐消失了，自信心也有了。我们"辅导学校"的孩子们一周可以回到自己父母那里看他们一次。周六走，周日回。妈妈的连队离县（市）城有十几里路，我常常走回去，有时运气好也能和同学们一起搭上个马车，或运输大卡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