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有人和我说，中国那么多人吃不饱穿不暖，你连自己的同胞都管不了，怎么还想着去管老缅的事儿？”勇哥说，问的人多了，他也不再想用“施比受更有福”的教义给他们解释，“干脆就沉默，要不就赔笑。”有趣的是，提问的这些人在一年后态度大转弯，不断联系勇哥，想让他带着去边民聚集的地方转转，看“能不能帮帮果敢同胞做些啥”。
饭桌就摆在村长家，那是整个难民营最气派的房间：篱笆围住了30平的石灰岩泥地，有一块木板做床，还有一个用石头砌起来的灶，阳光流泻在灶台上，写着缅文的蛇皮口袋散落在房间各个角落，再过不久，果敢边民们打算把晒干的玉米粒拿到山下售卖。和其他难民营的房间不同，进入这个房间只需要微微弯腰，并且漏水的地方也只有让人欣喜的三处而已，“床上不漏，你们想要休息还可以躺一躺。”
傈僳族难民营，信仰基督教的小朋友在看挂历
难民营所在的山头地势较为平缓，附近的石灰岩差不多有两层楼那么高，制高点插满中国国旗，“只有中国国旗可以让我们躲过老缅的流弹。”小孩儿们围着我，问我要拉肚子的药，“每天喝绿色的水，半夜都要被屎憋醒”。我被他们拉着去看家家户户门口的蓄水池，是一个用塑料布兜住，专门用来收集雨水、散发着腐臭味的简易水桶。
果敢边民们说着“果文”（汉语），手朝对面山坡上一指：“你看，一个炮台。”绿油油方盒子一样的建筑在对面显得孤独无助，一年以后，我第二次到达这里时，看到炮台周围已经修筑了更多的工事。国境线是一条谷底小道，两边的山坡上，一面是不见人影的工事，一面是迎风舒展的五星红旗。在炮台背后，翻越一个山头，这些果敢边民的家——东山村就在那里。
从南伞镇的高楼眺望南天门山，周围连绵不绝的山脉到了这里，忽然以极其规则的长方形状态下沉，如同有一排规规矩矩乳牙的小男孩和人打架，对方用极富技巧性的拳法打落了男孩一颗门牙的样子，一颗不多，一颗不少，更没有在牙床的位置留什么残渣。
八年的观战经验告诉南伞人，从南伞城为数不多的几个高楼看缅军和同盟军在南天门打仗，是“看得最清晰，最精彩的。”因此，正对着南天门的南伞临都酒店在并非边境游旺季的时节，每当对面有枪炮声响起，面向山一侧的房价就会微微上涨，一群来自省内省外的看客聚集在这里，说一句“我要看打仗”，就能被安排到合适的房间。
南伞本地人对于这样的观看的体验也一直保持极高的兴致。在智能手机尚未普及的年份，对面的老街火星闪闪，这头南伞周围寨子里“有个性、特立独行、拒绝听从老人教诲”的人都会到山势较高的地方，踮着脚尖眺望。
到了每个人都会发微信小视频的今天，无数的人在战争期间拍下了流传广泛的小视频。视频之所以能传播开来，很大原因是在于这些公民记者们即便深处果敢的核心区域，中国移动的信号依旧强劲，足以把1分钟视频原样发出，当地正府不得不发短信警示每一个居民：不得拍摄、传播战乱的微信小视频，尤其是国家公职人员。
过惯了和平日子的居民不相信，浓烟、焦土和砰砰砰的声音会带来伤残抑或死亡，一个外地长相的人背着旅行包游走在南伞镇的大街上也会引来人们的侧目，甚至会有健谈的中年男人上前问他：“怎么，要去参加同盟军吗？”当地传言，中国特种兵被招募进果敢同盟军，每个星期能赚两万美金。
去年十二月，也就是我从难民营回来不到一年的时候，南方某个大学的朋友忽然替他的同学来问我，战况如何，是否危险。多半是受到南伞镇洋溢着的虚幻感的影响，我云淡风轻地告诉他，亲眼去看战争，是人生难得的体验。为了增添一丝冒险意味，我还说：外省人想要在战争期间到南伞，会有很多阻力。
我没有想到的是，时隔三个月，当本年二月我又一次来到南伞，来自果敢的朋友刘星（化名）就在饭桌上讲了两个大学生在边境孤胆英雄般的故事。
在刘星的叙述中，两个来自南方的大学生跋山涉水来到南伞，他们带着尼龙绳、工兵铲、战术军刀，一身特种兵打扮，期望着利用大四间隔年，加入同盟军。他们从南伞徒步进山，在对前路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凭借自以为有的好运和心血来潮的热情去寻找同盟军的大本营。
两人在山里转了两天，误打误撞被同盟军撞见。不过，当同盟军就在眼前时，他们却分辨不出同盟军的军服，还把对方当做中国边防武警，转身想逃，“特种兵”装备掉落一地。同盟军一看装备，随即把两人当做间谍抓了起来。最后，远在南方的父母花了一大笔钱才将二人捞出。
刘星的父亲就是解救了这两个中国大学生的人。而刘星的母亲则是果敢人，家里头生意做得不小，黑白两道通吃。
“我们想亲眼去看看战争，因为这是人生难得的体验。”当刘星将两人被抓时为自己辩解的话再次复述给我的时候，我心里咯噔一下，当天晚上就联系那位南方某高校的朋友，问最后他的同学有没有出发，却得到了“后面也就没联系过”的回答——这个足以成为让我在未来人生中悔恨无数次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