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你在外交学院受到的训练是什么？
芮成钢：一个是语言的训练，外交学院语言要求比较高。还有就是当时外国正要来外交学院比较多，外交部安排他们的行程，需要到大学演讲就安排到外交学院来。在学校里经常搞接待，比如我印象很深的，当时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来，因为他有点儿反华，对我们来说接待有点像是正治任务，怎么跟他交流、他提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怎么回应等等。这些经历和我后来的工作有关联。
人物周刊：9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思潮你们在学校能感觉到吗？比如，那时候很火的《中国可以说不》？
芮成钢：我当时翻过，觉得那些话听着挺过瘾的，中国人听着就挺过瘾的，现在看那些话，觉得它打中了我们的某种情结，可以说是东亚病夫情结。我们是看霍元甲长大的，你是看霍元甲长大的吗？你是看陈真长大的吧。“东亚病夫”这话我只在中国听过，其他地方欧美国家包括日本没有这种说法，我们老给自己强化这种情结，然后就总想证明点什么，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从此站起来了。其实我们不需要太多证明。但你说有什么影响，我回忆不起来了。
人物周刊：这种机制好像是给这一代人心底下种了某些种子，我记得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那小姑娘一开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就受不了了，哭了。理智上觉得自己傻，但控制不了。
芮成钢：对对对，我也差点哭。我当时在彩排现场，听这歌的时候，真站起来了，有那种感觉。但我觉得有这种感情很正常。我觉得奥运会对中国来说是个天大的好事，让中国的国际形象变得很积极，很多人对中国的印象是从奥运会之后开始改变的。但客观上来讲也有一些负面影响。其他国家会认为中国能把奥运会搞成这样，那绝对不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都搞不成这样，这么有钱、这么漂亮、这么豪华。比如你家请客吃饭请了三百多人，每桌都是两万的标准，你说你家是贫下中农、工薪阶层，任何人都不信。奥运会带来了西方国家对中国期望值和判断的问题，但任何好事都有副作用的吧。我很奇怪你为什么会问这个，你说那一瞬间我确实有同感。但我没觉得自己傻，我就是很激动地觉得我们站起来了。
人物周刊：但你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激动吧。